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最初內涵與實踐（第4/5頁）

（四）重新認識蘇聯與世界的關系

戈爾巴喬夫想改變蘇聯“邪惡帝國”的形象，與世界各國和平相處，為蘇聯的改革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戈爾巴喬夫對外政策的新思維是戈爾巴喬夫調整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思想無論對蘇聯，還是對世界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一，戈爾巴喬夫改變了對世界戰爭與和平的看法。他強調，人類已經進入了核時代，核戰爭不可能是達到任何政治的、經濟的、意識形態的目的的手段，在核戰爭中不會有勝利者，只能導致人類文明的毀滅。戈爾巴喬夫認為，“人類進入原子能被用於軍事目的的核時代之後，就可能不再是永生的了。……一旦爆發核戰爭，一切生命都將從地球上消失”。“在軍備競賽中取勝，以至在核戰爭中取勝，是不可能的。在地球上繼續這種競賽，尤其是繼續把這種競賽擴展到太空，勢必加快核武器積存和改進的速度，而這種速度本來就已達到瘋狂的程度了。世界的局勢會變得不以政治家們為轉移。局勢將為偶然性所左右。我們大家都必須學會在這個世界上和平相處，樹立新的政治思維”。^{[35]戈爾巴喬夫認為，由於核武器的出現，要求用新的眼光看待戰爭與革命問題，過去，革命往往與戰爭相聯系，但核戰爭的結局只能是普遍毀滅，因此，蘇共二十七大的新黨綱刪掉了“一旦帝國主義侵略者仍然敢於發動新的世界大戰，各國人民就將不再容忍使他們陷入毀滅性戰爭的制度。他們將消滅和埋葬帝國主義”。與此相聯系，戈爾巴喬夫把新思維外交的核心定為：“承認全人類價值觀的優先地位，說得更確切些——承認人類的生存。”[36]}

由於對現代戰爭看法的根本改變，戈爾巴喬夫提出了新的安全觀，不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損害別國主權與利益的基礎上，不再犧牲別國的安全，承認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自決權。“安全的唯一牢固基礎，就是承認各個民族和國家的利益，承認它們在國際生活中一律平等。必須把自己的安全同國際社會各成員同樣的安全結合起來。……決不能靠犧牲別人的安全來求得自己的安全”。戈爾巴喬夫反對軍備競賽，宣布把軍事戰略建立在防禦的基礎上，並提出了合理、足夠的原則。“新的政治思維同樣不容違背地決定了軍事思想的性質。軍事思想應該是嚴格的防禦性的。……我們時代普遍安全的基礎，就是承認每個民族都有權選擇自己的社會發展道路，不幹涉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尊重別人並對自己的社會持客觀的、自我批評的觀點。人民可以選擇資本主義，也可以選擇社會主義。這是他們的主權。各國人民既不能也不應該受制於美國，既不能也不應該受制於蘇聯”。^{[37]戈爾巴喬夫認為蘇聯不能通過武力戰勝資本主義，核時代以戰爭作為解決政治問題的手段無異於自殺，保障蘇聯安全只能通過和平手段，因此，蘇聯不再追求軍事優勢，而是爭取“低水平的戰略平衡”，“足夠的防禦”，“在我們的時代，真正的、對等的安全是以水平越來越低的戰略均勢來保證的，從中必須完全排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38]戈爾巴喬夫的安全理論放棄了蘇聯長期奉行的霸權主義，有積極的意義，其實際內容是蘇聯放棄了東歐這一勢力範圍，以換取結束與西方的冷戰和對峙。但是，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霸權主義繼續存在的條件下，蘇聯單方面退卻，是不是能真正解決問題？當蘇聯從傳統控制區撤出後，美國等西方國家去填補真空時，蘇聯將怎麽辦？這是不是對蘇聯安全的威脅？戈爾巴喬夫沒有回答這個問題，而這一問題在蘇聯解體後成為俄羅斯面對的主要問題，至今仍困擾著俄羅斯。}

第二，在關於時代和蘇聯社會主義歷史地位的問題上，戈爾巴喬夫放棄了蘇共長期堅持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觀，提出和平共處不再是“階級鬥爭的一種特殊形式”，而是核時代“全人類生存的條件”。他提出重新認識現代資本主義，放棄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理論和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理論，指出“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資本主義不僅由於上次戰爭的教訓，而且由於害怕自己在已成為世界體系的社會主義面前被削弱，不願意使內部矛盾發展到極限。內部矛盾已經轉化為相互間的技術競賽，利用新殖民主義來‘緩和一下’。世界發生了某種新的‘和平’的重新劃分——是根據列寧揭示的那種規劃，即按‘資本’來劃分，誰更富有，誰在此時更強大，誰就擁有更多的份額。在一些國家，借口‘蘇聯的威脅’，把資金轉給軍界工業界集團，以此來‘消除’經濟中的緊張狀況。資本主義經濟技術基礎和組織基礎也有助於調解矛盾、平衡利益”。資本主義可以在不進行軍事化的情況下發展，許多國家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時期是在軍費最低的條件下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