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轉向及其目標

在1989年11月26日戈爾巴喬夫在《真理報》上發表《社會主義思想與革命性變革》一文之前，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強調的重心是完善社會主義，更新社會主義，恢復列寧主義的原則。在此之後，戈爾巴喬夫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不再提完善和更新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而是要建立新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他也越來越多地接受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與主張，戈爾巴喬夫看法的改變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迎合社會情緒的變化，掌握主動權。1990年7月蘇共二十八大通過具有社會民主主義性質的新黨綱，標志著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觀點被蘇共所接受。

（一）形勢的變化迫使戈爾巴喬夫改變看法

從1988年開始，在經濟改革的同時，政治體制發生了根本變化，國家權力重心從黨向蘇維埃轉移。蘇維埃是選舉產生的機關，這就有可能使非共產黨人當選代表，“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事實上意味著在政治上取消了憲法第六條，即取消了憲法所規定的蘇共在蘇聯政治中的領導與核心地位。

1989年從上到下進行了新的國家權力機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與以前不同，這次實行差額選舉，社會組織正式派代表參加選舉。2250名代表按下列程序產生：750名代表從選民人數相等的地區選區選舉；750名代表從民族地區選區選舉（每個加盟共和國32名，每個自治共和國11名，每個自治州選舉5名，每個自治區選舉1名）；全國性社會團體（包括蘇聯共產黨、青年團、工會等）共選舉750人。1989年4月4日，選舉結果公布，在2250名代表名額中共產黨員占87.6%。但是，許多黨的幹部落馬，有20%的黨員在競選中被淘汰，莫斯科市長塞金、市委書記普羅科菲耶夫落選，列寧格勒州委第一、第二書記，市委第一書記、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市計委主席全部落馬，許多反對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葉利欽、索布恰克、波波夫、薩哈羅夫都成了人民代表。共產黨的100名代表是通過等額選舉產生的，因為很多人擔心差額會把自己差掉。戈爾巴喬夫在政治局會議上仍然很樂觀，認為蘇共黨員占87%的比例顯示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他認為，“這次選舉在實施政治改革中邁出了極其重要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們自己作出的決議。通過選舉，社會將步上一個新的層次，會消除憲法規範和政治實踐之間的脫節。政權將獲得充分的合法性，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43]但是，雷日科夫對此進行了反駁，他認為黨在選舉中失敗了，按民族地域選區推舉的地方組織的30名候選人，很不光彩地落馬了，輸給了資歷不深、名氣不大，卻更加“令人信服”的競爭對手。[44]利加喬夫、索洛維約夫、盧基揚諾夫等也都憂心忡忡，也不完全同意戈爾巴喬夫的看法。戈爾巴喬夫後來承認，“選舉表明，只要人們不再害怕黨，並且相信黨的統治再也無法用暴力來維持，黨的威信就馬上一落千丈。從這時起，人們對共產黨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經不是把他們當成強大的政權機構的代表，而是當成個人”。[45]}

1989年5～6月第一屆人代會召開，代表大會上集合了各種各樣的人，提出了各式各樣的觀點。在這次會議上，人民代表首次有權組織政治反對派，成立了跨地區議員團，起初有150人，1989年夏天發展到388人，其中286人來自俄羅斯聯邦。事實證明，這種人數眾多，代表觀點各異的蘇維埃是“清談館”，它沒有權威，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它只是個立法機關，無法承擔起管理國家的職責。但是這個民選的人代會排斥了黨對立法和高層決策、高層領導人事權的控制，成了民主派強有力的陣地。葉利欽等反對派在大會期間的活動和發言成為這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事件，這是自20世紀20年代黨內鬥爭結束後，蘇聯出現的第一個合法的政治反對派。其代表薩哈羅夫在發言中明確提出：廢除蘇聯憲法第六條；只有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才能通過法律，這些法律在加盟共和國需經其最高法律機關批準才能生效；蘇聯人代會選舉和罷免國家高級公職人員（包括最高蘇維埃主席、副主席、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憲法監督委員會主席、最高法院院長、蘇聯總檢察長、中央銀行行長、克格勃主席、廣播電視委員會主席、《消息報》主編等）。^{[46]他的發言成為反對派的綱領，站在這一反對派陣營的代表人物還有阿法納西耶夫、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他們要求改變共產黨在社會中的地位，要求實行廣泛的民主化和公開性，黨的機構不能幹涉輿論；國家領導人實行由人代會選舉產生的制度，選舉應該是差額選舉；加大改革力度，給共和國以更多的獨立性和主權，打破行政命令體制，解決社會公正問題，消除少數人的特權；甚至還有人直接攻擊戈爾巴喬夫，說他受周圍溜須拍馬者和夫人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