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最初內涵與實踐

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提出蘇聯要加快經濟發展速度,提高增長的質量和水平,為此,要完善社會關系,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清除妨礙社會進步的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等社會前進的東西,最大限度地利用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可能性與優越性。要做到這一點,需要解放思想,改變長期形成的思維模式,戈爾巴喬夫強調從列寧晚年思想中吸取營養,吸取蘇聯過去發展中的經驗教訓,用新的思維代替陳舊的觀念。在1985年4月蘇共中央全會上,戈爾巴喬夫就強調要解放思想,在1987年1月和6月蘇共中央全會上,戈爾巴喬夫都在理論上提出了一些與以前不同的看法,1987年11月,在顧問們的幫助下,戈爾巴喬夫說明其改革的著作《改革與新思維——為我國和為全世界而作》正式出版,該書系統地論述了對改革[12]和當今世界總的看法和觀點,標志著“新思維”理論正式出台。[13]

戈爾巴喬夫這一思想不是一下子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立足於對蘇聯過去正反兩方面的分析,認為改革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要求,新思維主要是為完善蘇聯社會主義服務的。

(一)活躍人的因素,建設為人服務的社會主義

在執政初期,戈爾巴喬夫強調繼承蘇共二十六大及隨後召開的中央全會所制定的方針政策,完善發達的社會主義,這一時期他所講的活躍人的因素主要指加強體制改革,改進工作作風,增強責任感與紀律性,他在1985年蘇共中央4月全會上說:“主要問題在於怎麽樣和依靠什麽國家才能取得經濟的高速發展。政治局研究這個問題時,我們得出了一致的結論,那就是實現這個高速發展的現實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們把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經濟的集約化和加速科學技術進步上,改革管理和計劃,改革機構和投資政策,普遍加強組織性和紀律性,從根本上改善工作作風,那麽加速增長,而且是實質性地增長的任務是完全可以實現的。……首先調動人的積極因素,使每個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極其認真地、高效地工作,那麽我們就可以取得比較好的成效。”[14]戈爾巴喬夫強調要考慮人的利益和滿足民眾的需要,為了完成這一任務,戈爾巴喬夫制定了加速戰略,試圖通過這一戰略改變蘇聯經濟下滑的局面,滿足民眾的物質需求。

隨著“加速戰略”推行受阻,體制問題逐漸暴露出來,在蘇聯原有的體制下,不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把人視為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中的螺絲釘,人民處於無權地位,對於國家的政治生活沒有什麽影響,因此,戈爾巴喬夫開始強調要把解決人的問題作為改革的出發點,把人民的權利落到實處,認為:“不活躍人的因素,即不考慮人、勞動集體、社會團體、不同社會集團的各種不同的利益,不依靠他們,不把他們吸引到積極的創造活動中來,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項任務,就不可能改變國內環境。”[15]戈爾巴喬夫強調“活躍人的因素”,意在發揮人的主動性作用,把他們吸引到改革進程中來,讓他們參與改革事業,這就需要解放思想,破除舊的思維與觀念,為此公開性和民主化就成為戈爾巴喬夫活躍人的因素的主要手段。

戈爾巴喬夫認為,斯大林時期形成了行政命令制度,官僚主義更加嚴重,背離了列寧的社會主義思想,“改革的目的,是在理論和實踐上完全恢復列寧的社會主義概念,而在其中居不容爭議的優先地位的,是人及其勞動、理想和利益,是經濟中、社會與政治關系和文化中的人道主義價值”。也就是說,讓社會主義成為為了人的社會,“為了使人的勞動富有創造性,為了他的幸福、健康、心身發育”。[16]戈爾巴喬夫認為,蘇聯的困難和問題不是社會主義這一社會政治制度的危機,而是由於沒有充分貫徹社會主義的原則,由於背離甚至歪曲了社會主義是為人服務這一原則造成的,社會主義是能夠通過改革自我完善的。

(二)完善和擴大社會主義民主

1986年3月6日,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七大上列舉黨的“加速戰略”的目標和內容時,就包含了政治民主方面的內容,“爭取加速,就是說要加強民主,堅定不移地發展人民的社會主義自治,擴大黨和社會生活中的公開性,為發揮每個勞動者和每個集體的主動性與首創精神開辟廣闊的天地”。[17]戈爾巴喬夫主觀上希望通過擴大民主促進經濟體制改革。在1987年蘇共中央1月全會上,戈爾巴喬夫提出,80年代中期以前形成的“障礙機制”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妨礙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他認為,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發展人民自治,是克服障礙機制的主要手段。戈爾巴喬夫對改革的含義作了系統的闡述,並指出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深入地革新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使社會主義具有最現代化的社會組織形式,最充分揭示我們的制度的各個決定性方面——經濟、社會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義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