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修補到重構：戈爾巴喬夫政治新思維的形成、發展與實踐

中共中央黨校 左鳳榮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上台之時，蘇聯處於內外交困的境地。蘇聯民眾對於年輕的戈爾巴喬夫寄予厚望，希望他能通過改革，讓人民生活好起來，外部世界也強烈要求蘇聯改變政策。1987年11月，戈爾巴喬夫為向世人說明其改革，專門出版了理論性著作《改革與新思維》一書，在戈爾巴喬夫看來，要改變蘇聯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過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為蘇聯社會主義注入新活力，“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難就在於我們在以往年代裏形成的思維”。^{[1]他要求大家必須克服自己頭腦中的保守思想，用新的思維取代舊觀念，可以說，“新思維”既是戈爾巴喬夫改革標志性用語，也是其改革的指導思想。}

對於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俄羅斯有的學者並不太關注，如在魯·格·皮霍亞所著《蘇聯政權史（1945～1991）》一書中，作者甚至沒有提到“新思維”這個詞和《改革與新思維》這本書，但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的起因、過程與失敗進行了多方面的分析。^{[2]俄羅斯學者索科林對戈爾巴喬夫時期研究較深入，他詳細分析了戈爾巴喬夫政治改革的進程，他的結論是：“新戰略帶來的後果是與它的提出者相反的和他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經濟改革失敗了，但是政治民主化不僅紮下根來，而且具有自身的不以戈爾巴喬夫意志為轉移的慣性。在政治改革的浪潮中形成了政治多元化、多黨制，開始出現公民社會和分權。蘇維埃社會的政治民主化，吸收了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模式，可以看成是20世紀主要的歷史現象之一。……改革的設計師本人也成了這場源自戈爾巴喬夫政治改革的和平的政治革命的最後一個犧牲品。”[3]俄羅斯歷史學博士、教授亞歷山大·加爾金認為，“戈爾巴喬夫改革其實就是將民主的社會主義（它要求建立以團結和社會公正以及得到民主架構和程序保障的堅實自由為基礎的社會制度）思想付諸實踐的第一次大規模嘗試，這一嘗試的意義大大超過著名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後者在尚未采取最初的實際步驟以前即被扼殺。很明顯，戈爾巴喬夫改革作為各種實踐活動的綜合過程盡管已遭到失敗，但改革同時也為人類開辟了新的發展機會，從而成為人類歷史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4]著名學者斯拉文認為，“戈爾巴喬夫改革中斷和停止是因為，作為執政黨的整個蘇共在改革之初沒有站在應當解決的歷史任務的高度去應對時代的挑戰。……政治改革應當從改革執政黨開始，首先從改革對國內革新進程百般阻撓的黨的官僚機關開始。”[5]}

西方學者也很重視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研究，蘇珊·彼得森將戈爾巴喬夫的整個改革方案稱為“新思維”，而不是單指外交領域，他認為，戈爾巴喬夫於1985年3月成為共產黨的領導人後便開始了廣泛的改革計劃，這一改革計劃以其主要口號“新思維”或僅僅以術語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而被人們所認識。與重建——停滯的蘇聯經濟的重建——相伴和它的成功所必須的是公開性和民主化的改革及外交改革的新思維。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政策是一個開放蘇聯社會的嘗試，它既通過為言論、結社和新聞自由提供日益增長的機會又通過給消費者、職工和企業管理者以更大的權力來實現，新思維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民主化就是給予更自由的選舉和一個更加公正、平等的法律制度。在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外交政策領域表現為同它的競爭對手關系的緩和以及從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中的撤退。^{[6]值得注意的是當今俄羅斯民眾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看法，盡管俄民眾“對整個改革主要持否定態度”，但同時卻“又明確肯定改革時期的主要事件和進程”，“如今這一代俄羅斯人對改革的種種事件的評價要比10年前俄羅斯人更加肯定”，並且對改革時期的主要思想和價值觀，如“公開性”（77%）、“民主化”（66%）、“新思維”（60%）、“全人類價值”（78%）、“市場經濟”（66%）、“加速發展”（69%）、“差額選舉”（62%）、“多黨制”（58%）、變革（58%）等，都是多數予以肯定的；對“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也是肯定者（42%）多於否定者（27%）。此外，調查中還出現了一種趨勢，即“如今俄羅斯人對米·戈爾巴喬夫的工作的態度比對改革的總體態度更積極”，也就是說對戈氏本人更肯定一些。調查顯示，積極評價戈爾巴喬夫的，多是年紀較輕、文化水平較高、生活狀況較好，在經濟領域較活躍的居民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