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修補到重構：戈爾巴喬夫政治新思維的形成、發展與實踐（第2/2頁）

中國學術界比較注意研究這個問題。在對“新思維”的定義上存在分歧，許新認為：“新思維”思想有其發展變化的過程，雖然戈爾巴喬夫對“新思維”的闡述主要集中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但戈氏的“新思維”決不僅限於此。新思維的提出僅是戈爾巴喬夫執政的開始，在後來的整個執政期間戈氏又發表了許多講話和文章，制定和通過了許多政策、決議和綱領，這些都是新思維的繼續、發展和體現。^{[8]也有許多學者只在對外政策的層面談論新思維，把“新思維”看成是戈爾巴喬夫對外部世界的重新認識，以及與此相關的對外戰略與對外政策的總構想。[9]學者們承認“新思維”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蘇聯傳統政治經濟體制與生產力的矛盾發展的結果”。“由於新思維是適應歷史的需要而產生的，因此具有歷史的積極意義”。在對“新思維”的評價上，大多從蘇聯改革的結果出發，認為“戈爾巴喬夫‘改革’的錯誤路線、方針和政策是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而戈爾巴喬夫‘改革’是從提出‘新思維’開始、並在其指導下進行的，‘新思維’是戈爾巴喬夫右傾路線的思想基礎。”[10]但也有學者認為，“雖然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改革失敗了，並成為蘇聯劇變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他在改革初期，針對斯大林專制制度產生的嚴重問題，重視人與人權問題的理論探索還是應該肯定的。”[11]}

本文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新思維”實質是對如何認識社會主義，怎樣評價蘇聯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和在蘇聯要建立一個什麽樣的社會主義等問題的探索與實踐，戈爾巴喬夫的思想經歷了從完善斯大林模式的蘇聯社會主義到拋棄這種模式、全面改造和更新蘇聯社會主義，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種思想轉變既反映了戈爾巴喬夫個人社會主義思想的變化，也是對蘇聯社會要求的迎合與回答。戈爾巴喬夫政治新思維的內容既包括內政，也包括蘇聯如何處理與外部世界的關系。與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思想發展變化相聯系，蘇聯於1988年和1990年兩次改變政治體制改革方針。本文要強調的是，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新思維並非戈氏一個人的思想，其政治新思維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與之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得到了蘇共黨員幹部和民眾的擁護。但是，戈爾巴喬夫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存在著步子邁得過急過快的問題，由於民眾在經濟上沒有得到實惠，其政治要價越來越高，對蘇聯共產黨的不滿加深，反對派廉價的許諾和平民主義的口號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促使人們非理性的思維發展，最後，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兩種思潮的極端發展沖垮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

需要說明的是，涉及這一時期的档案資料不多，本文所用的直接材料主要是重要當事人的回憶錄，以及當時一些重要會議的記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