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性與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文化政策

事物的發展總是物極必反。在蘇聯文化政策的整個發展過程中，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文化政策，可以說是對以前時期，特別是對勃列日涅夫時期的一種逆反效應的結果，或者說是物極必反的結果。

斯大林時期形成並確立的意識形態模式和文化政策，在赫魯曉夫時期受到了一定沖擊，但未能被有效突破；而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又被部分恢復並被基本接受了下來。所以，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意識形態模式和文化政策，基本和斯大林時期一樣，是一種封閉、僵化、凝固的意識形態模式和文化政策，教條主義色彩極端濃重。這種情況，在當時蘇聯除了極端頑固的保守分子以外，社會大多數人都是能夠感受和認識到的。1985年4月契爾年科逝世後的這種情況，同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後的情況比較相仿，因此，要求改革成了全黨上下和全社會幾乎完全一致的共識。正是這個緣故，戈爾巴喬夫發起的改革，在當時引起了全黨和全體人民幾近一致的熱烈響應和歡迎。

這種對於蘇聯社會嚴重停滯的深切認識，這種對社會政治經濟改革的熱切期望，早在1977年進行新憲法討論時，就明顯地表現了出來。當時在討論新憲法期間，對“發達社會主義”新憲法的批評意見，像雪崩一樣爆發了出來，總計向報刊和憲法委員會送達了將近40萬條意見。^{[61]勞動人民對政治體制和社會經濟方方面面的問題，提出了大量尖銳的批評意見，從這裏已經確定無疑地透露出了全社會對於改革的要求和願望。但是，當時的國家領導和憲法委員會，對人民的意見卻置若罔聞，不予理睬。時間這樣又貽誤了8年；到1985年契爾年科逝世時，社會各界對蘇共領導僵化教條、停滯保守、無所作為等，所積累的不滿和怨憤會有多深，可以想見。這一點也和斯大林逝世後的社會情緒有可類似之處。所以，正像戈爾巴喬夫時期的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所說，社會和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我們國內，教條主義早已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實情況”，“所以蘇聯社會根據新時代的要求進行改革，就成為歷史的需要和必然”。[62]}

正是針對蘇聯過去封閉、僵化、教條主義和社會生活不民主的狀況，戈爾巴喬夫在提出經濟改革的同時，在蘇共二十七大上第一次提出了“公開性”問題。他在報告中是這樣說的：“沒有公開性，就沒有也不可能有民主。”“公開性”概念的主要內容，應該說是對過去封閉性意識形態的一種革新。因此可以說，它是戈爾巴喬夫時期思想文化的總路線、總方針和總政策。

正像改革是歷史的需要和必然一樣，“公開性”作為打破改革壁障，為改革開辟道路的思想武器，提出這一方針是十分必要的。問題的關鍵是怎樣掌握“公開性”的分寸和維度，怎樣把握“公開性”開啟的速度和進程。在這個問題上，戈爾巴喬夫主觀上對蘇聯改革面臨問題的復雜性和嚴重性，是認識不足的。如果說赫魯曉夫當年對“解凍”過猛可能面臨“洪水滔天”或遭滅頂之災有足夠認識的話，那麽，戈爾巴喬夫對“公開性”可能帶來的危險則缺乏應有的認識。因此，他對“公開性”把握失度，開閘過猛，造成媒體失控，結果，“洪水淹了龍王廟”。

固然客觀形勢的發展也對“公開性”起了某種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事件，是1986年4月26日發生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四號機組爆炸事故。戈爾巴喬夫在談到“公開性”時曾不止一次說過：“我們主張廣泛發展公開性，但這是為了有利於社會，有利於社會主義和人民利益。”而在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初期，由於仍按以前的傳統做法，掩蓋了爆炸的規模和嚴重後果，引起了西方受放射性塵埃汙染國家的嚴重抗議，因而促使蘇聯媒體開放報道幅度，這樣就大大地推進了“公開性”的發展。

戈爾巴喬夫采取“公開性”的最先步驟，是於1985年夏天撤換了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但這還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因為黨的整個龐大意識形態機器還在按原先的制度運轉。為打破事事封閉、保密的戒律，總書記把答美法記者問的談話，馬上公諸於《真理報》的報端；這種新的作風、新的做派，也有力影響了其他領導人。接著，開始鼓勵報刊、電視和廣播，揭露社會生活和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對社會上下也是一大沖擊波。

在揭露問題方面充當“公開性”帶頭羊的，是《星火》、《莫斯科新聞》和《論據與事實》等報刊。不久，就打破了報道和批評的“禁區”，對過去不經特殊批準就不能發表的資料和信息，開始公諸於眾。在“公開性”這一不斷深入和擴展的過程中，各地河湖沼澤嚴重汙染的生態問題，也開始展現在全社會面前；有些問題還不時將矛頭指向各級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