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文化政策的演變

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10月上台以後，一方面在經濟領域暫時讓柯西金繼續推行改革，另一方面在政治思想領域和文化政策方面開始停滯倒退，又回頭維護斯大林那一套有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僵化理論。

勃列日涅夫在思想文化方面停滯倒退，主要是在許多方面又回歸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首先是中斷了平反冤假錯案的過程，停止在思想文化方面進行撥亂反正。大家知道，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時期的大量冤假錯案，在平反過程中往往是走兩步停三步，時斷時續，進行得緩慢而不徹底。不僅對含冤受害的個人沒能一一平反，就連黨史上一些重大政治案件（如布哈林案件等）和錯誤決議也沒有加以糾正。當然，這與客觀形勢和人們的認識是有關系的，人們在那時還有一個循序漸進的認識過程。但到勃列日涅夫時期，則完全中斷了這個過程。非但對遺留案件不再平反，反而發生了對已糾正案件的倒算。由於恢復斯大林的理論，重新肯定《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某些理論公式，又在一定範圍內給日丹諾夫和日丹諾夫主義恢復了名譽。更嚴重的是，在有些領域和有的問題上，又制造了新的冤案。

勃列日涅夫時期在思想理論上的停滯倒退，還表現在對斯大林理論模式的回歸，主要是大力推行“發達社會主義理論”。

“發達社會主義理論”實際上是對30年代斯大林提出的“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理論的繼承和演繹。根據斯大林的提法，聯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蘇聯共產黨章程》明確指出：“現在，蘇聯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最後建成共產主義社會”。赫魯曉夫基本接受了這一超階段的理論，只不過在50年代末又加入了一個在蘇聯已取得社會主義“完全徹底勝利”的階段，提出在60年代初進入了“全面開展共產主義建設的時期”。勃列日涅夫雖然在具體問題上批判了赫魯曉夫的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但在“全面開展共產主義建設”這一綱領性的理論問題上，卻又基本繼承了赫魯曉夫，僅把上述論綱稍事校訂，改為“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社會”，而其基本內容同以前相比，除了強調了社會主義社會的長期性外，並無實質性改變。

蘇共所謂的“發達社會主義”，根據其意識形態總管家蘇斯洛夫的解釋，要以現實生活中“全面而協調發展”的“經濟條件、社會政治條件和文化條件”為前提。而其經濟條件是，要“具有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能達到“生產和勞動生產率穩定而高速度的發展”；其社會政治條件是，具有“成熟的社會關系”。按照蘇共文件，這種社會關系就是在蘇聯產生了一種新的歷史共同體——蘇聯人民。這個共同體既是各階級和社會集團已經接近的社會共同體，又是所有民族已經接近並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友好關系的民族際共同體。至於“發達社會主義”的文化條件，則是“國民教育的廣泛發展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的普及和樹立”。^[51]

從“發達社會主義理論”對70年代蘇聯社會的這種概述和描繪來看，它遠遠脫離了蘇聯社會當時的現實狀況。它以一種理論綱領的形態，掩蓋著蘇聯社會的種種矛盾、弊病、危機和痼疾，延誤了對這些社會問題的認識和解決。其實，它更像一首有關蘇聯國家社會的優美動聽的催眠曲，催人飄飄欲仙，昏昏欲睡，把遠未達到的未來的理想當作虛幻的現實，用來安撫人心，規避現實。

事實上，蘇聯現實社會在70年代遠不是像“發達社會主義理論”所描述的那樣高度發達，美妙和諧。列寧早就講過，社會主義應當達到比資本主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而事實上，蘇聯的勞動生產率從60年代下半期到70年代末，年平均速度大約下降了50%，即由⒎2%下降到⒊1%，工業勞動生產率僅為美國的53%～55%，農業勞動生產率僅相當於美國的20%～25%。^{[52]由於科學技術革命的落後，蘇聯70年代在科學技術方面則進一步拉大了同美國的差距。“發達社會主義理論”強調蘇聯社會關系的中心是“社會統一性”的形成。而實際情況是，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社會在“穩定”的表象下，矛盾重重，危機叢生。一些社會集團的簽名抗議運動，各種流派的持不同政見運動，少數民族的“返回家園”運動，抗議民族融合運動，此起彼伏，接連不斷。各種不同利益階層的對立和沖突也時有發生。蘇共領導集團用“發達社會主義理論”掩蓋矛盾，實際上是一種不敢正視現實的“鴕鳥政策”和“鴕鳥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