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凍”與赫魯曉夫時期的文化政策

這個時期，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1）在思想文化領域平反冤假錯案，調動了文化知識界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2）在思想理論方面批判個人崇拜，破除了斯大林不少僵化的理論公式，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生機；

（3）沖擊了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改變了思想文化領域的鬥爭方式和活動方式，促進了科學文化的發展和繁榮；

（4）批判了庸俗社會學，修改並放寬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定義，解放了科學文化和藝術的生產力。

這些措施，使蘇共在相當程度上改善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方針政策，較好地適應了人民群眾要求發展科學文化的迫切需要。

在赫魯曉夫時期，文化方針政策的一大顯著特征，是思想文化的“解凍”。“解凍”是對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的一大沖擊，它打破了斯大林思想理論的束縛，推動了文化的發展和進步。這些發展和進步，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拋棄了斯大林時期的高壓、懲治政策，實行了一系列同科學界和藝術界知識分子溝通對話的步驟，以便相互了解，達到說服教育的目的。在赫魯曉夫時期，蘇共的這一政策和工作方式表現得十分明顯，引起的變化是很大的。在過去，斯大林深居簡出，同知識分子溝通對話是很少的，相反，30～50年代初，對文化界發起的批判運動卻一個接連一個，鎮壓聲勢一浪高過一浪。赫魯曉夫采取的昭雪平反措施，標志著過去高壓懲治政策的結束。除此之外，在重要關頭，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還不斷同廣大知識界代表舉行見面會，進行說服教育工作。在赫魯曉夫執政10年間，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除了同個別作家和文化人小範圍的會見以外，僅同文藝界知識分子的大型會見，在1957～1959年、1962～1963年間，就舉行了8次之多。在這些會見中，一方面聽取了文藝界知識分子的意見，同時也由最高領導人出面發表了重要的政策性講話。其中，赫魯曉夫在1962～1963年的會見中盡管同文藝工作者發生過戲劇性的沖突和爭吵，但是作家、文藝家敢於同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直面爭論，發表不同意見，且沒有因此而發生嚴重迫害事件，這就表明了政策的進步。事實證明，這種溝通對話、說服方式達到了一定的效果，使知識界了解了黨和領導人的政策意圖，糾正了某些不健康傾向。盡管赫魯曉夫的某些粗暴和簡單化作風妨害了這種溝通對話所應達到的客觀效果。

第二，糾正了斯大林時期文化政策上的錯誤，采取了某些寬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允許藝術家和學者進行創作和理論探索。赫魯曉夫在文化方針政策上的這些改善，是同糾正斯大林個人崇拜的錯誤相聯系的。在“解凍”時期，除給無辜遭鎮壓的大批作家、藝術家、學者和文化人平反昭雪外，蘇共中央於1958年5月28日通過《關於糾正對歌劇〈偉大的友誼〉、〈波格丹·赫美爾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評價中的錯誤》決議，對聯共（布）中央1948年有關上述歌劇的決議作了修正。雖然對錯誤的糾正還不夠徹底，但確認了把肖斯塔科維奇等一批有才華的作曲家“稱為反人民的形式主義流派的代表”是“不分皂白”，指出斯大林評價藝術作品的“主觀主義態度”，說明《真理報》1951年根據斯大林指示撰寫的有關批判歌劇《波格丹·赫美爾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編輯部文章，是“錯誤的、片面的”。^{[45]此外，還正式或非正式地在不同程度上給30年代遭到批判的“波克羅夫斯基學派”和“德波林學派”恢復了名譽，也逐漸糾正了對20年代一些文藝流派和團體的錯誤評價。}

通過糾正歷史上的有關錯誤，自然放寬了現實的政策。以前遭到禁止的題目被允許重新探討，過去被作為“禁區”的題材又成為作家描寫的對象。文藝中的“寫真實”和“積極幹預生活”成了主要口號；過去被視為畏途的諷刺幽默和抒情體裁又回到了文壇。作家和學者的精神解放，促進了他們的創作和學術探討。

第三，修改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定義，為文藝創作提供了更加廣闊的天地。1934年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通過的《蘇聯作家協會章程》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做的規定，在有關文藝社會功能的理解上有失偏頗，片面地強調文藝的教育作用，而對文藝的認識作用、美感作用和娛樂性有所忽視，加上以後年代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了進一步僵化的教條主義解釋，使文藝中“粉飾現實”和“無沖突論”得到發展，這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給蘇聯文藝帶來了消極影響。1954年蘇聯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通過的新的作協章程，對原來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定義作了修改：保留原定義的前半部分，把後半部分刪去，即把整個定義規定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蘇聯文學與蘇聯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需要藝術家從現實的發展中真實地描寫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