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確立

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領域實行了一場“大轉變”。在這場轉變中，聯共（布）領導人拋棄了1925年《關於黨在文學方面的政策》決議，放棄了20年代正在形成中的、體現在這個決議中的已具雛形的思想文化模式。

蘇聯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大轉變”，是隨著政治經濟領域的“大轉變”而發生的。在思想文化領域“大轉變”的過程中發生了思想文化體制模式的轉型，由20年代的思想文化體制轉變到了斯大林思想文化體制的軌道。也就是說，斯大林的思想文化體制模式是在意識形態“大轉變”的過程中開始逐漸形成的。

蘇聯的意識形態“大轉變”，是由1928～1929年的反“右傾”鬥爭進行醞釀，由斯大林1929年12月27日在共產主義科學院召開的馬克思主義土地專家代表會議上以對布哈林經濟理論的批判作動員，通過政治經濟學領域對魯賓的批判，哲學領域對德波林的批判，史學領域對《無產階級革命》雜志的批判，文藝界對“拉普”的批判等，相繼完成的。在這一“大轉變”的過程中，一方面形成了以階級鬥爭尖銳化理論和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為理論支柱，以大批判、大鬥爭、大清洗為主要手段的思想文化模式，使思想理論一步步趨向簡單化、教條化和凝固化；另一方面，也對各個領域、各個部門的知識分子進行了一次次連續不斷的清洗和鎮壓，以雷霆萬鈞之力威嚇、震懾、壓服了思想文化界。斯大林的或者說聯共（布）的思想文化模式，就是在這個意識形態“大轉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在30年代形成、確立以後，表現出了以下最明顯的特征。

（1）確立了斯大林理論的獨尊地位，樹立了對斯大林個人及其理論的崇拜。實際上聯共（布）奉行的準則是，以斯大林的是非為是非，以其理論公式為衡量真理的唯一標準。

（2）確立了以超高速工業化和強制集體化為特征的社會主義模式，而工業化以優先發展重工業，重中之重是發展軍事工業，整個經濟發展則以集中計劃、產品交換為特征。這也是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概念的主要內涵。

（3）確立了隨著社會主義愈益接近勝利，階級鬥爭愈加尖銳化的理論，而黨內鬥爭則是這一階級鬥爭特點的反映。

（4）提出了社會主義超階段的理論——完成生產資料由私人所有制向公有制的轉變，即是社會主義的建成。

（5）形成了關於資產階級文化的理論：認為資本主義文化是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載體，而消滅剝削階級意識形態及其殘余，必須拋棄資產階級文化。

（6）以文化藝術的單一性取代其多樣性，以欽定風格流派的壟斷地位代替各風格流派的自由競爭。其集中表現是，在“大轉變”過程中解散了幾乎所有以前的文化藝術派別和團體，90%以上的人文社會科學團體。

（7）意識形態鬥爭的目標，是肅清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及其殘余，包括一切中間的思想形態；以大批判、大鬥爭和整肅的手段推動學術文化的發展；以隔離、封閉的方式在“純社會主義”的環境中培養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以壟斷的方法，通過以政治和哲學粗暴幹預文化藝術、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方式，控制意識形態。這樣就造成了思想理論的簡單化、教條化，也導致了教條主義根深蒂固的長期統治。

這一模式中的思想理論特點，是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托季聯盟和布哈林等一系列反對派作鬥爭的過程中，不斷解釋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以他自己片面、褊狹的解釋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特別是通過編定《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把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灌輸進了聯共（布）黨的歷史和全部實踐活動中，以他個人的思想取代了列寧和黨的集體的思想，並通過大力宣傳《簡明教程》，將其體現的思想理論神聖化、模式化、教條化，從而確立了這些思想理論的統治地位。

由於這一思想文化模式是經過意識形態各個領域的歷次大批判、大鬥爭建立起來的，同時，又通過一整套威懾機制確立、鞏固了下來，加上通過各種方式、各種途徑，數十年如一日地宣傳灌輸，人們已經對它習以為常，這樣，就使這一思想文化模式在人們思想中紮根很深，具有相當的牢固性。

聯共（布）在這一思想文化模式中的文化政策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文化被限定在極為狹窄的範圍內，把文化等同於意識形態，反對過去時代的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也就反對並拋棄過去時代和資產階級的文化遺產。甚至弄到連馬克思主義的來源之一——德國古典哲學也要拋棄的地步：在蘇聯戰後對亞歷山大洛夫《西歐哲學史》的批判中，廣泛傳播了斯大林的這一觀點，即德國古典唯心主義是對法國革命和法國唯物主義的“貴族式的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