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初期到20年代蘇聯的文化政策

這個時期,布爾什維克黨剛掌握政權不久,以列寧為代表的老一代布爾什維克在黨內還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這個黨還擁有無可置疑的思想文化的活力。這首先是因為,這個時期,黨的思想理論以真正的科學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符合並能滿足社會的需要。列寧善於運用生動的辯證法,能隨時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制定靈活的符合實際的戰略策略。因此,列寧及其後繼者布哈林所遵循的馬克思主義,能極為敏銳地認識世界並有效地改造世界,是很富有戰鬥力的。

列寧理論的活力,在革命過程中表現得十分突出。十月革命前夕,列寧給黨制定的最近任務是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給人民以“土地、自由和面包”。在這一正確的理論和綱領基礎上,黨迅速發展壯大,並一舉奪取政權。1917年二月革命時,布爾什維克黨只有2.3萬人,經過半年多一點,十月革命時就發展到23萬~24萬人。1917年4~5月間,在其他政黨看來,布爾什維克黨要奪取政權,簡直像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可是,僅僅過了半年時間,這個黨以其符合人民群眾利益和願望的方針政策,極大地動員並吸引他們站到了自己一邊,因而竟真的取得了政權。

列寧理論的這種活力,在取得政權後的一個時期也生動地表現了出來。國內戰爭中不得已而推行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本來是犯了許多錯誤,嚴重侵害了人民利益的。但列寧沒有貽誤時機,適時發現並較快作了糾正。內戰剛一結束,列寧就不失時機地迅速過渡到了“新經濟政策”,並提出工作重點的轉移,從大規模階級鬥爭轉向“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1]布哈林這時還提出,在蘇維埃國家結束戰爭、進入和平建設時期以後,階級鬥爭是逐漸趨向緩和的。[2]這些思想理論符合當時社會的客觀實際,滿足了社會的需要。

這個時期,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在對待文化遺產和知識分子政策上重視克服黨內和社會上存在的“左”的思潮和傾向。列寧強調“必須取得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全部文化,用它來建設社會主義”。[3]他對資本主義達到的全部文化成就,包括其經濟管理經驗,給予高度評價,主張加以吸取和應用。列寧主張團結、爭取、使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同他對待過去文化遺產的態度相聯系的。因為知識分子是文化的載體,要取得過去的文化,就必須使用現有的知識分子。在列寧看來,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可能獲得良好的現代教育,也不可能造就自己本階級的知識分子,因此,他認為無產階級除了“資本主義昨天留給我們的材料”——舊知識分子和專家外,沒有別的材料可供立即用來建設社會主義。[4]

列寧認為,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知識分子是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他們“不是剝削者的仆役,而是文化工作者”。他們既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推進了科學文化事業,會給資產階級服務,那麽在社會主義社會也會給無產階級服務。[5]關鍵在於,要對他們采取耐心謹慎的、講究分寸的態度,主要以說服教育的方法,“改造他們,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們,——正像應當在長期鬥爭中,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重新教育無產者自己一樣。”[6]在這裏,列寧顯然把知識分子同剝削者,同資產階級相區分,將他們看作“文化工作者”;在談到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和“重新教育”時,也是同對“無產者自己”的“改造”、“教育”同樣看待的。但列寧的思想也有不太連貫甚至有時是前後矛盾之處。[7]當他看到知識分子同蘇維埃政權不太合作甚至進行對抗時,又把他們看作“資產階級”。不過,總體上列寧是大膽使用知識分子的,包括在激烈階級對抗時期對沙俄時代軍事專家的使用。他也在生活待遇上關心知識分子,建立專門機構,負責妥善安置他們,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

然而,俄國社會上存在著較強的反智主義,即輕薄知識分子的情緒,這是從民粹主義和其他極左思潮中表現出來的,也是俄國經濟文化落後的一種表現;同時,也與俄國是一個小生產者的汪洋大海,而小生產者思想狹隘,容易把他們所受地主、資本家的沉重壓迫也歸罪、遷怒於為剝削者服務的知識分子這一情況有關。這種情緒也嚴重影響到無產階級,波及布爾什維克黨內。“軍事反對派”反對使用軍事專家,人所共知;“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也鼓吹排擠、打擊知識分子,他們是極左的“無產階級文化派”的積極支持者。這樣,黨內外的極左思潮就幹擾了列寧的知識分子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