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正教境外教會與蘇維埃政權

1918～1920年，蘇俄發生了一場內戰。俄國保皇派東正教會人士一直站在白軍立場上，同紅色蘇維埃政權對峙。1920年，高爾察克、鄧尼金、尤登尼奇和弗蘭格爾等舊俄將軍領導的白衛軍徹底失敗，紅色政權在蘇俄鞏固下來。在這種情況下，一批保皇派東正教會人士跟隨白衛軍殘余流亡到歐洲、中國、日本和北美等國家和地區。十月革命以前，俄羅斯東正教會共包括65個主教區，其中64個分布在俄羅斯帝國境內，只有1個主教區設在美國北部的阿拉斯加。內戰後，伴隨疆域的變化和向外移民潮的興起，俄羅斯東正教會教徒開始遍布世界各地。1920年12月，一些流亡到歐洲的俄羅斯東正教會高級主教在世界東正教會的中心之一——君士坦丁堡開會。他們在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許可的情況下，成立了俄羅斯境外教會最高管理局（Высшее русское церко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заграницей）。很快，蘇俄境外各國和地區（芬蘭、拉脫維亞、中國、日本和北美等）的俄羅斯東正教高級主教都加入了該管理局。會議還選舉基輔和沃倫都主教安東尼·赫拉波維斯基任管理局的領導。^[39]

1921年，應塞爾維亞東正教牧首邀請，俄羅斯境外教會最高管理局遷往南斯拉夫。同年12月4日，俄羅斯境外教會最高管理局在塞爾維亞召開了卡爾洛瓦茨會議（Карловацкий собор）。這是首次由俄羅斯東正教境外各教區主教、教士中和平信徒代表共同參加的全體會議。會議成立了以安東尼為首的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Заграницей，簡稱РПЦЗ），號召全體僑民團結一致，努力恢復俄國的君主制度。由於會議在卡爾洛瓦茨舉行，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的成員通常被稱作卡爾洛瓦茨派教徒（карловчане）。建立之初，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宣稱自己是屬於俄羅斯東正教會的一個臨時自我管理組織並希望未來與俄羅斯東正教會合並。然而，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的成立引起了蘇維埃政府的嚴重不滿。1922年，俄羅斯東正教會牧首吉洪按照蘇維埃政府的要求宣布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為非法組織並頒令取締東正教境外教會最高管理局。自此，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與蘇維埃政府的沖突急劇升級。1927年，俄羅斯東正教會都主教謝爾吉發表了“致教民咨文”（亦稱“謝爾吉宣言”），“要求境外神職人員做出完全服從蘇維埃政府的書面承諾”，“如果不承諾這一點或者違反這一點，境外神職人員將被開除出莫斯科牧首區”。^{[40]這一要求遭到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的強烈抗議。1928年，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發表聲明表示：“堅決不接受都主教謝爾吉和他的聖主教公會提出的忠於蘇維埃政府的建議。該建議是違反教規的，對於教會是也有害的。”[41]此後，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與俄羅斯東正教會分道揚鑣。}

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與莫斯科牧首區在政治見解上迥然各異。它崇尚君主制，譴責俄羅斯東正教會與蘇維埃政權合作。1938年8月，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稱沙俄時期的君主專制制度是俄國最理想的體制，倡議生活在蘇聯的俄羅斯東正教徒和俄羅斯僑民共同為恢復俄國的君主制而努力，還提議追認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為殉道者和聖人。30年代，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在俄僑中影響很大。在俄僑生活的地區，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建立了許多新教區、教堂、教會學校和修道院。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一些不願意與新政權合作的舊俄思想家和藝術家最終選擇了流亡道路。1921年，一艘載著諸如尼·別爾嘉耶夫和謝·布爾加科夫等思想巨人的船駛離俄羅斯，一批俄羅斯思想精英僑居國外。這批被稱作“俄國20世紀第一代僑民”的思想家成為俄羅斯傳統文化的忠實保護者和傳承人。在俄僑知識分子精英聚集的法國，東正教思想家們創辦了著名的精神中心——聖謝爾吉東正教神學院（Свято-Сергиевский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俄國僑民宗教哲學家和神學家別爾嘉耶夫、布爾加科夫、弗蘭克和卡爾塔紹夫等，都曾在這個學院任教或擔任領導職務。該學院至今仍是俄羅斯聯邦境外東正教神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中心。1936年，卡爾洛瓦茨派領導人安東尼被提升為加拿大、美國、中國和日本東正教主教區高級主教。俄國內戰期間，有30萬～50萬名^{[42]白俄投奔俄國駐中國的傳教士團駐地尋求避難。這一時期，俄國傳教士團所在地成為俄國流亡人士的避難所。1922年，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決定在北京設立主教區，以英諾森為首的第十八屆俄國傳教士團成為俄羅斯國外東正教會的一個主教區管理機構，英諾森被任命為該主教區主教，後又被提升為都主教。1922年年末，北京主教區設立了上海和天津兩個代理處。在中國的東北，形成了直接歸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管轄的哈爾濱主教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