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正教地下教會與蘇維埃政權

20世紀20年代中期，俄羅斯東正教會對蘇維埃政權由對抗轉為服從。這一變化引起了部分東正教徒和神職人員的不滿。1927年，在都主教謝爾吉通過“致教民咨文”宣布服從蘇維埃政權以後，以列寧格勒都主教約瑟夫·彼得羅維赫、莫斯科達尼洛夫修道院院長、高級主教費多爾·波茲捷耶夫斯基和高級主教安德烈·烏赫托姆斯基為首的東正教高級神職人員憤然離開了俄羅斯東正教會。他們聯合俄羅斯東正教會中反對與蘇維埃合作的教徒和神職人員，共同成立了一個新的教會——“俄羅斯真正東正教教會（Русская Истино-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這樣，自20年代末起，由俄羅斯東正教會中分裂出許多東正教小團體，例如，以約瑟夫為首的約瑟夫派（иосифляне）、以費多羅夫為首的費多爾派（феодоровцы）或達尼洛夫派（даниловцы）^{[26]和以安德烈為首的安德烈派（андреевцы）等。這些東正教派將俄羅斯東正教會稱作“蘇維埃教會”（советская церковь）或“紅色教會”（красная церковь），將自己的追隨者稱作吉洪派（тихоновцы），以示他們只承認俄羅斯東正教牧首吉洪的領導，而不承認吉洪的繼任者謝爾吉對俄羅斯東正教會的領導。由於詛咒蘇維埃政權為“褻瀆神的”政權，這些教派遭到政府的鎮壓，他們的活動一直處於地下狀態。因此，這些組織通常被稱作東正教地下教會。[27]}

20世紀20～50年代，地下教會擁有廣泛的市場。從社會階層來看，地下教會的教徒主要是那些不願意參加集體化的農民以及在消滅富農運動中被強行遷移到西伯利亞的農民。1927年，蘇聯仍有90.5%的人口是農民。^{[28]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許多殷實農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內戰結束後，蘇俄又出現了災年。1921～1923年，在俄國傳統的谷倉地區——中央黑土帶地區（沃羅涅日、坦波夫、庫爾斯克、利佩茨克、米丘林斯克等地），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在這種形勢下，許多農民因對蘇維埃政府的政策不滿而離開俄羅斯東正教會的懷抱，投靠到地下教會中。不久，地下教會的影響從中央黑土帶地區擴展到烏克蘭、庫班、頓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谷倉地區。地下教會的領導層是從俄羅斯東正教會中分裂出來的高級神職人員。1928年初，有26個主教離開俄羅斯東正教會，成為地下教會的核心人物。到30年代中期，加入地下教會的俄羅斯東正教會主教增加到50個。[29]}

20世紀30年代，在蘇維埃政權消滅俄羅斯東正教會和建立無神論國家的過程中，地下教會也慘遭同樣的厄運。對於俄羅斯東正教會規模減小的情況，可以通過下列數據得到證明。例如，1920～1933年間，莫斯科正式啟用的俄羅斯東正教教堂從600個減少到100個。到1936年，在十月革命前所有的東正教教堂中，只有28.5%的教堂在全蘇各地得到使用，其余的全部被毀或改作他用。^{[30]然而，由於地下教會處於秘密狀態，該教會的教徒們不到俄羅斯東正教會的教堂中作祈禱，他們通常在自己的家裏或秘密組織起來從事宗教活動。因而，很難對地下教會的規模進行統計。根據蘇聯史學家提供的情況，在從蘇聯各富裕的農村地區強行被遷往西伯利亞的農民東正教教徒中，有相當一部分屬於地下教會的成員。另外，那些被當作富農消滅的富裕農民教徒中也有地下教會的教徒。地下教會的三位創始人無一例外地被布爾什維克處決。1929年，約瑟夫都主教被蘇維埃政權驅逐到哈薩克斯坦。他在鹹海岸邊生活了幾年，在一個蜂蜜加工廠做會計工作。1938年11月20日，他與地下教會的另一位領袖人物基裏爾·斯米爾諾夫同時被處決；費多爾高級主教於1937年10月23日在伊凡諾沃監獄被處決；安德烈高級主教於1928年被流放到中亞，後來又被單獨幽禁三年，接著，被流放到阿爾漢格爾斯克，1937年被處決。[31]}

不過，地下教會並沒有被完全消滅，這裏的隱形東正教徒數量還是相當可觀的。根據蘇聯官方的統計數字，30年代末，蘇聯東正教徒中有75%的人屬於以謝爾吉為首的俄羅斯東正教會，他們也被稱作謝爾吉派教徒（сергиевцы），有15%的人為革新派教徒，有10%的人為地下教會的教徒。^{[32]30年代，在國家關閉東正教修道院的過程中，西伯利亞密林深處卻出現了一些秘密的修士團體，這些組織就是由地下教會創辦的。在蘇維埃時期出版的一部《反宗教宣傳資料集》（列寧格勒，1938，第5頁）中，有如下記載：“在斯摩棱斯克，一些修士和修女們企圖建立自己的集體農莊。但是，這些所謂的農莊中卻隱藏著修士們的團體。”在北高加索和列寧格勒，也有一定數量的類似團體。此外，地下教會的教徒還建立了一些秘密的神職中學。莫斯科就有一家這樣的中學。1938年，該中學被當局發現並被強行解散，該校領導人瓦爾福洛姆主教被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