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正教民間教會與蘇維埃政權

十月革命後，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宣布國家不偏袒任何一種宗教，提倡信仰自由。針對俄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宗教不平等現象，法令規定：“凡因信奉或不信奉某一宗教而剝奪權利的規定，一律廢除。”^{[50]這樣，在俄國歷史上首次實現了各宗教信仰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

在對待民間宗教的態度上，無產階級政黨建立之初，曾把教會的反對派——各民間宗教都當作同盟軍來爭取。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定：“考慮到俄國民間宗教從許多方面的表現來說是反對現狀的民主主義思潮之一，要求全體黨員注意做這些信徒的工作，以便把他們吸引到社會民主黨方面來”。^{[51]臨時政府的《信仰自由法》也是在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強烈要求下制定和頒布的。出於對沙皇專制制度的長期不滿，俄國最大的民間東正教——舊禮儀派支持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1905年，迫於反對派的壓力，沙皇政府做出暫時讓步，頒布信仰寬容原則，宣布建立國家杜馬，以強化國家的監督機制。在這種情況下，舊禮儀派的社會地位有了明顯提高，參政權利得到保障。這樣，20世紀初，與危機四起的俄國專制制度境況不同，舊禮儀派不僅沒有隨之而奄奄一息，反而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舊禮儀派認為，俄國不需要進行任何變革。因此，對二月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采取不贊成甚至敵視態度。}

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決定把無神論宣布為武器，對以有神論為基礎的各種宗教實行專政。新政權與包括舊禮儀派在內的各宗教之間的關系一開始便具有一定的對立色彩。國內戰爭期間，蘇俄推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將全國的大、中、小工廠一律收歸國有。掌握大企業命脈的部分舊禮儀派作為大資產階級階層被鏟除；在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屬於殷實農民階層的舊禮儀派教徒被當作富農消滅，土地和財產被沒收，一些人舉家被強制遷移到邊遠貧困地區；在30年代的“階級鬥爭尖銳化”時期，舊禮儀派被當作“宗教殘余”甚至邪教而遭批判。

舊禮儀派對蘇維埃政權也同樣采取了敵視的態度。自蘇維埃政權建立之日起，舊禮儀派上層就將革命的領導者列寧稱為“敵基督者（антихрист）”，將共產黨人和人民委員稱作“敵基督者的仆人”，將紅五星稱作“敵基督的標志物”。^{[52]在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時期，舊禮儀派刊物《教會之聲》和《西伯利亞的舊禮儀教徒》等，都是積極從事反蘇維埃宣傳的輿論陣地。莫斯科的舊禮儀派富有上層，尤其是盧布申斯基家族，為科爾尼洛夫和鄧尼金白衛軍提供了大量的物質援助。許多舊禮儀派哥薩克還參加了鄧尼金的“自願軍”。參加弗蘭格爾軍隊的舊禮儀派教徒數量也相當可觀。[53]在烏拉爾、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曾經被沙皇流放至此的舊禮儀派富有階層積極資助和參加推翻現政權的活動。在高爾察克的軍隊裏，舊禮儀派還組成了“聖十字”軍隊。}

內戰結束後，蘇維埃政權得到鞏固。在無可改變的現實面前，1922年，舊禮儀派領導人不得不做出承認蘇維埃政權的選擇。那些不願意與現政權妥協的舊禮儀派上層人士，如大企業家和銀行家巴·彼·盧布申斯基等，便流亡國外。在社會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建設時期，舊禮儀派一直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在蘇聯報刊及文獻中不難找到關於舊禮儀派阻撓和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報道和記載。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來保衛祖國，斯大林對宗教的態度緩和起來。舊禮儀派也隨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復興局面，教堂和教徒人數有所回升。^[54]

不可否認，蘇聯領導人在對待宗教的態度上長期存在著偏見。他們過於強調宗教是舊社會的殘余和落後現象，突出無神論與宗教的對立性，對和平時期宗教在人們的思想道德和社會文化中的積極作用肯定不足。出於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教條化理解，蘇聯當權者認為，隨著人剝削人現象的消失，宗教將逐漸衰亡。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的國民經濟得以恢復。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赫魯曉夫掀起了蘇聯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改革浪潮。農業改革的初見成效和人造衛星的發射成功使赫氏的領導地位穩定下來。這時，蘇聯領導人又開始向“舊社會的殘余”——宗教開戰。1957年，國家加大無神論宣傳力度。接著，國家下令大規模地關閉各派宗教的教堂。1958年，位於摩爾多瓦的蘇聯最後一所舊禮儀派修道院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