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俄羅斯東正教在蘇維埃政權下的坎坷經歷發人深思。通過上述分析，我們能夠對蘇維埃時期俄羅斯東正教的發展做出如下總結。

（1）俄國政教關系的弊端是東正教會經受磨難的一個主要根源。拜占庭留給東正教世界的一個重要遺產是政教關系緊密交織。俄羅斯從拜占庭繼承了這份遺產，並且在自己的歷史進程中將其發揚光大。舊俄時期，東正教會與國家政權之間根本利益一致，雙方相互維護，緊密配合，東正教會成為國家的一種政治工具。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國家政權被推翻，東正教會就將不可避免地慘遭同樣的厄運。俄羅斯東正教會在蘇維埃時期的命運變遷便是一個例證。十月革命後，俄國的沙皇專制制度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面——無產階級專政。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推行了一種與舊俄時期完全不同的政策——政教分離政策。由於俄羅斯東正教與沙皇專制制度密不可分，在蘇維埃政權同舊體制作鬥爭的過程中，矛頭必然指向東正教會。因此，蘇維埃時期的政教分離並不是真正的雙方互不幹涉，而是政權對教會的專政。俄羅斯東正教會所受的劫難主要與其政治色彩過濃有關。此外，長期的政教交織模式使俄羅斯東正教會養成了依賴國家政權的習慣。這樣，在每一次社會動蕩之後，東正教會就要調整自己，以便適應新政權並證實自己的忠實與順從。由於蘇維埃政權與俄羅斯東正教會在政治見解上存在重大分歧，甚至相抵牾，在適應蘇維埃政權的過程中，俄羅斯東正教會經常陷於進退維谷的境地。為了尋找到擺脫困境的出路，俄羅斯東正教會將過多的精力放在調整與蘇維埃政權的關系上，其社會道德功能幾乎喪失殆盡。因而，教會人士在民眾中失去了威信，東正教對民眾的道德倫理影響微乎其微。

（2）東正教精神文化的發展走入低谷。蘇維埃政權自建立之日起，就不斷加強無神論宣傳，對東正教神學和哲學等所謂的“唯心主義”文化嗤之以鼻。國家允許東正教會出版的書刊數量有限，內容也不得與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相抵觸。因此，在俄羅斯東正教所屬的教堂、修道院和神學院校中，宗教讀物內容簡單，關於東正教哲學和神學思想的作品幾乎不見。在蘇聯國內，重視東正教倫理道德觀、價值觀和神學思想的是俄羅斯傳統的民間東正教派——舊禮儀派和蘇維埃政治環境下產生的東正教地下教會。然而，這些東正教組織在蘇維埃時期均一直處於半地下狀態，它們的活動受到限制，它們的讀物嚴格為政府和官方教會所監督。這些作品在民間只能秘密流傳，影響很小。在蘇維埃體制下，無論是東正教的官方教會，還是各類民間和地下東正教組織，都在為保留自己的生存權而努力，無暇顧及東正教精神文化的發展。因此，整個20世紀，俄羅斯東正教神學和哲學幾乎處於停滯狀態。直到今天，俄羅斯國內的東正教神學也無法同俄羅斯僑民東正教神學相提並論。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的主體部分是卡爾洛瓦茨派。然而，該宗教派別“過於關心政治和民族主義，而不注重神學辯論”。^{[62]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最注重的是同蘇維埃政權和東正教官方教會作鬥爭，竭力宣傳俄國專制制度的永恒性，根本不關心東正教文化遺產的弘揚與發展。在對東正教文化做出巨大貢獻的俄僑思想家中，沒有一個人屬於卡爾洛瓦茨派。可見，蘇維埃時期是俄羅斯東正教文化史上一個低潮和暗淡的階段。}

（3）東正教在無神論時期並沒有消亡。俄羅斯的20世紀是一個頗具動態性和充滿矛盾性的歷史階段，世紀初建立起來的蘇維埃體制到世紀末驟然瓦解。俄羅斯東正教的發展也不例外。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們仍普遍認為，隨著蘇聯無神論宣傳的深得人心，東正教作為一種舊思想的殘余，在蘇聯國民心目中已不復存在。然而，此後短短幾年時間，東正教卻以不可阻擋的勢頭在俄羅斯驟然復興。到蘇聯解體前夕，俄羅斯聯邦已有近一半的公民宣稱自己是東正教徒。如何來解釋這一悖論現象呢？根本原因在於，東正教在蘇維埃時期事實上並沒有消亡。

首先，俄羅斯東正教各派教徒在蘇維埃政權下頑強地生存下來。對於多數東正教徒來說，俄羅斯東正教在蘇維埃時期的發展史幾乎是一部血淚史。不論是官方東正教、民間和地下東正教，還是俄羅斯境外東正教，都屢遭蘇維埃政權的限制、排擠、鎮壓，甚至迫害。然而，在艱難的環境下，俄羅斯東正教各派教徒卻依然頑強地生存下來。作為官方教會的俄羅斯東正教會通過調整自己、迎合和順從蘇維埃政權等方式來為自己爭取存在空間；地下教會和民間東正教采取躲避政府的方式秘密發展；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則利用公開對峙和鬥爭等手段與蘇維埃政權展開勢力範圍爭奪。蘇聯官方公布的東正教徒數字通常只指俄羅斯官方教會懷抱中的教徒數量。實際上，蘇聯境內外一直生活著一大批不為官方承認的“隱形”東正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