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產生的社會根源和國際背景（第3/7頁）

“斯大林遺產的首要成分是人們的不自由”。^{[40]在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盡管剝削階級已被消滅，人民當家作主，成了名義上的“國家主人”，然而，伴隨著禁止、限制和強制等一整套精心設計的統治措施的日益強化，人的本性被嚴重扭曲，民主自由發生異化，出現了哲人別爾嘉耶夫在世紀初擔心的情況。“沒有被任何東西限制的抽象的民主制，輕易地就走到了敵視人的精神、敵視個性的精神本性的地步，而另一種精神、人類的真正精神、個性的精神和民族的精神，應該斷然與抽象——形式的民主制的精神相對立”。[41]成為國家主人後的蘇維埃人民，在革命激情逐漸消退後，社會意識形態中漠不關心、因循守舊和教條僵化心理越來越占了上風。政府為了純潔共產主義信念，對社會思想實行普遍監督，任何“異己”念頭和思想都在萌芽狀態就被扼殺。人民非但不能要求自由，即使是談論和想象也是對理想的背叛。國家安全機構培植的巨大告密網，更使人際關系始終處於人人自危的狀態之中。}

在這樣的社會裏，人們的不自由演變為一種自然狀態。當許多人希望用純潔的手段建設純潔而光明的未來——共產主義時，個人自由、公民社會的幼芽和人道主義的歷史傳統都被集權國家連根鏟除。結果陷入一個難以逾越的怪圈。“我們為自己提出的歷史目標越高，向未來躍進的計劃定得越緊，要求進入無限幸福和無限進步的社會的心情越是迫不及待，那麽，對法制的要求就越低，那麽牽引著社會主義進步的駁船前進的人們的權利和生活福利就越少”。^{[42]為了滿足追求那個整齊劃一的神秘目標，許許多多人的幸福甚至生命都被用作無謂的犧牲，到頭來，共產主義的幸福目標對大多數人仍是那樣難以企及，對社會具有神聖意義的言辭和社會現實嚴重背離，促使一些不安現狀的人開始思索和探求。}

斯大林一上台很快就開始了造神運動，在20多年的時間裏，人們對斯大林的頌揚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他的名字事實上已變成國家、人民、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概念的同義詞，仿佛全國的一切成就都與他的關懷和指導密不可分。他要人們相信“我們是特別的人民，是特別的國家，我們被創造出來為的是實現不可能實現的奇跡，為的是把童話變為現實”。^{[43]而他正是作為萬能的全才帶領大家奔向美好的未來。斯大林不僅自認為是偉大的政治家，同時還是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在百忙之中還不忘親自審核《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樣一本明顯偽造歷史的書，來統一知識分子的思想。斯大林多次指出：對知識分子政治教育不夠導致“把一部分知識分子教壞了，被外國間諜機關所收羅……我們首先要把這本書獻給我們的蘇維埃知識分子，使他們有可能在政治上得到深造”。[44]}

從上述文字可以發現，“所有斯大林的‘遺產’就實質而言，不管它涉及的是國家、社會還是思想領域，都同使用暴力的可能或必要性有關。斯大林終身維護他參與建立的各種制度，支持和灌輸最正統的觀點，即相信運動沒有他的革命推動就具有社會惰性的觀點。”^{[45]然而，謊言總歸是謊言，迷信亦一樣，它們是經不起時間檢驗的，但作為政治遺產的影響卻是深遠的，社會總要為其付出沉重的代價的。}

（三）赫魯曉夫解凍思潮與知識界人道主義潛流的萌動

清除個人迷信、平反冤假錯案和大規模釋放無辜受迫害的蘇聯公民，是赫魯曉夫執政初期的當務之急。在他上任主持的第一次蘇共中央全會上（1953年9月），赫魯曉夫就大膽地號召揭露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反對官僚主義。隨著蘇共領導層對意識形態控制的松動，人們在內心深處已明顯感到政治氣候變暖，社會生活和文化領域開始出現所謂的“解凍”思潮。

1953年波梅蘭采夫在《新世界》雜志第12號上發表了《論文學的真誠》一文，呼籲作家在創作中要體現文學的“真誠和良心”，寫“生活的真實”。此文一經發表，立刻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著名作家杜金采夫在一次座談會上談到：“我認為，波梅蘭采夫同志的巨大功勞在於，他第一次大聲喊出了誠實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們的良知呼籲。”^{[46]文學的誠實和社會良知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創作問題，它是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的反映，即克服斯大林個人崇拜影響的社會通病。1954年作家愛倫堡的小說《解凍》一經刊出，一個以冰河解凍來隱喻斯大林時代結束的思潮就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