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緣起及經過

1965年12月5日在莫斯科普希金廣場爆發了蘇聯歷史上第一次以“遵守憲法”為口號的遊行示威活動，從此，以“維護蘇聯憲法所賦予人民的權利、要求公開性、民主和自由”為宗旨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由地下浮出水面，成為伴隨勃列日涅夫執政始終，而且影響巨大的政治問題。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在蘇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然而，作為國家主人的俄羅斯民眾，在社會生活中卻發現憲法賦予的民主和自由權利可望而不可及。斯大林時期蘇共關於民主的論述不比列寧時期少，但這並不能改變斯大林實行專制統治的現實，任何流露不同思想的人都可能被扣上“人民敵人”的帽子，流放逮捕直至肉體消滅。赫魯曉夫盡管嚴厲批判了斯大林個人崇拜和任意踐踏人性的醜惡行徑，但對憲法給予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權利也很少給予保證。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社會雖然自稱已進入發達社會主義階段，信訪制度，公民監察制度一應俱全，人民依然感到很難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特別是勃列日涅夫後期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僵化教條的意識形態控制熄滅了赫魯曉夫改革和柯西金“新經濟體制”帶來的最後一點活力，導致共產主義信仰悄然下降，黨群關系嚴重疏遠，社會矛盾日益嚴重。

緣起於20世紀60年代中葉，結束於80年代中期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主要由麥德維傑夫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派、薩哈羅夫為首的西方派、索爾仁尼琴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以及其他一些思潮構成。各派主張既有區別，又有相似之處，但在反對復活“個人崇拜”，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方面，即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權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法律秩序是一致的”。^{[68]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壓力，幾經沉浮，但一直沒有中斷，這說明它有深刻的社會基礎，是蘇聯社會病態的自然產物，並不像蘇聯當局所說的那樣是西方顛覆蘇聯社會主義的結果。盡管西方的宣傳和支持確實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活動起過重要的影響作用。}

（一）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緣起

1956年2月24日午夜，當赫魯曉夫在《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秘密報告中講到：斯大林濫用權力，違背了列寧處理黨內鬥爭的原則和方法，把黨內的正常爭論看成是對敵鬥爭，走上了大規模鎮壓和清洗的道路。1936～1939年期間有許許多多的無辜者遭到殘酷迫害和屠殺。以勝利者大會著稱的蘇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有超過半數多的代表在1937～1938年間因為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而十七大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竟有98人被逮捕和槍決。軍隊幹部隊伍也難逃厄運，近3.5萬多人成了大清洗的犧牲品，其中包括3名元帥、集團軍司令級幹部13名、軍級幹部57名、師級幹部110名、旅級幹部220名，以及最高軍事委員會80名成員中的75人。赫魯曉夫指出：“事實很明顯，很多在1937至1938年被誣蔑為‘敵人’的黨和蘇維埃工作人員以及經濟活動家，實際上根本不是什麽敵人、間諜、破壞分子等等，而始終是忠實的共產黨員。”^{[69]尤其惡劣的是，這些冤假錯案大多是安全部門通過刑訊逼供搞出來的，作為最高領導人的斯大林不僅不制止這種嚴重破壞蘇維埃法制的行為，而且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敬若神明的領導人竟然犯下如此暴行，在觸目驚心的事實面前，人們不得不開始思考政治體制存在的問題。正如蘇聯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西尼亞夫斯基指出的那樣：“如果對制度過分信任的話，革命會帶來血腥、殘酷的後果。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試圖改造世界，但對於那些親身經歷革命、知道革命代價的人來說，很難接受這個目標。所以，持不同政見者認為，說話比做事本身更重要。他們又重操知識分子的舊業：思索、辯論、寫作。”^[70]

與此同時，1956年蘇共中央開始全面清查堆積如山的冤假錯案，大規模釋放政治犯。許多人從集中營重返社會，成千上萬無辜者死後得以昭雪。這些人的悲慘遭遇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為了搞清楚所有事件的真實情況，以及斯大林大清洗的內幕，劫後余生的許多人坐下來撰寫回憶錄。於是“文學作品、回憶錄、那一時代的歷史等等，大量地湧現出來”。^{[71]這類作品很多都以手稿的形式在私下出版物上流傳，像Е.金茲堡的《嚴峻的歷程》，加紮裏揚的《這事不應再重演》等等。1962年，赫魯曉夫親自批準出版索爾仁尼琴的小說《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發表曾經引起一時的轟動，從此一種被稱為集中營的文學體裁開始在蘇聯文壇流行。初期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正是在這種揭露斯大林專制統治，深入思考斯大林悲劇發生的原因和要求創作自由的過程中出現的，也即脫胎於最早的文化反對派。因寫《蘇聯能生存到1984年嗎？》而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阿馬利裏克為此寫道：“文化反對派內部湧現出一股新的勢力，這股勢力已經不僅是反對官方文化，而且也反對當局的意識形態和實踐活動的許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