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私下出版物

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個人和組織采用獨特的“薩米茲達特”（самиздат）和“塔米茲達特”（тамиздат）的形式傳播自己的思想和主張，交流和分享信息。中國學者將самиздат翻譯為“私下出版物”或“獨立出版物”；тамиздат譯為那邊出版物。私下出版物一般是指20世紀60年代後期蘇聯出現的持不同政見者一些個人和組織編輯印刷的定期的和不定期刊物、文集，同時包括那些政府不允許出版或者不能出版，卻在私下裏互相傳抄和復印，並廣為傳播的各種文章、手稿、打印稿等。那邊出版物是指蘇聯公民及其一部分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個人或者組織把自己的作品和刊物在國外出版，而後通過各種渠道偷運回蘇聯國內私下傳播，這種形式的出版物嚴格上說不能稱作私下出版物，因為它在國外是公開出版發行的，只不過是蘇聯出版審查機構不允許它在蘇聯發行。私下出版物在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持不同政見者個人和組織的各種公開信、綱領，主張和思想以及蘇聯對持不同政見者的鎮壓、法庭審判記錄、判決書、精神病院等情況都在上面有所記載，它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同蘇聯黨和國家鬥爭的重要工具。“如果沒有私下出版物的話，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也不可能存在，因為文字是後者的唯一武器”。^{[102]私下出版物不僅打破了蘇聯黨和政府高度壟斷信息傳播工具的局面，為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各個派別和社會思潮宣傳自己的思想，發動社會各界參加和聲援持不同政見者活動，以及傳播民主、自由、維護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等方面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而且也極大地豐富了俄羅斯文化的寶庫。}

（一）私下出版物的由來及概況

在俄羅斯歷史上一貫或多或少的存在著嚴厲的書報檢查制度，書報檢查導致被禁止的出版物總是以私下印刷的小冊子形式到處傳播。斯大林之後的蘇聯，特別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私下出版物”成為蘇聯社會自我意識表現的一種獨特的現象。

私下出版物是從翻印和復制買不到或被禁止的詩集開始的。語言簡潔而寓意含蓄深刻的詩歌承擔起了思想解放，沖破黨和政府意識形態嚴格控制的初期任務，因為傳播私下出版物而被政府最早判刑的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在《風又回來了》中回憶道：“那是個難忘的歲月，整個莫斯科的各個機構中，打印機的運轉已經達到了極限。如果有誰為自己和朋友印制了一些東西，那一定是詩，詩，還是詩。年輕人的圈子產生了，而他們的秘密口令是源自於帕斯捷爾納克、曼德爾斯塔姆、古米列夫的詩句。”^{[103]初期的私下出版物並不僅僅局限於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而是涉及所有不能出版的東西，包括以往和當今的一切作品。}

60年代中期，私下出版物逐漸成熟了，並且開始政治化。1964年羅·麥德維傑夫開始定期發行一種被西方稱之為《政治日記》的私下刊物。1965年因為在國外出版著作而被克格勃逮捕，隨後又被政府重判的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事件發生後，在蘇聯社會各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作為蘇聯持不同政見者與政府鬥爭的主要工具——私下出版物開始了它的蓬勃發展時期。新的私下出版物不斷湧現，大量揭露斯大林時期鎮壓內幕的回憶錄、簽名人數眾多的抗議信件、請願書、聲明、批評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處理方法的文章，以及法庭審判的各種法律文件和被告人的辯護詞在私下出版物上廣為傳播。政府為了遏止這種危險的局面，加大了對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私下出版物的打擊力度，對編輯並在蘇聯國內外出版發行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訴訟材料《白皮書》的А.金茲伯格和加蘭斯科夫等人再一次判刑。這樣，每一次審判後都會有人在蘇聯和西方出版審判訴訟材料集，每一次這樣的出版又會招致政府的壓制和審判。從而，導致私下出版物愈來愈多，政治性質也越來越濃厚。

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隨著蘇聯政府鎮壓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和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逐漸深入發展，以及各種維護權利組織的出現，私下出版物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方面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各種刊載持不同政見者活動和政府迫害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信息、通報形式的定期刊物開始大量湧現，像《時事紀事》、《自由思想》、《烏克蘭通報》、《移居》、《立陶宛天主教紀事》等等，而且私下出版物也由以前主要揭露斯大林時期鎮壓內幕，集中營迫害，公開信和請願書，各種被禁文學作品以及回憶錄等題材嬗變為有關政治、經濟和政論等內容，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各個派別的綱領開始在其上面廣泛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