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黨和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政策和措施

伴隨勃列日涅夫執政始終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黨和政府工作中存在著大量的問題甚至是危機，然而，蘇聯黨和政府卻把這些來自社會的不同聲音當作給社會主義制度抹黑，是帝國主義思想顛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先聲，因此，采取各種措施壓制和打擊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一方面不斷加強正面思想灌輸和青年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強化意識形態宣傳和控制，千方百計防止持不同政見者的產生，另一方面組建專門負責知識分子問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五局，增補俄羅斯刑法第190條，利用政治上施加壓力，分化瓦解和逮捕判刑等方法，甚至不惜采用特種精神病院和驅逐出境措施打擊持不同政見者運動。迫害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政策不僅嚴重挫傷了一部分公民的社會積極性，導致蘇聯共產黨威信和社會主義吸引力悄然下降，為蘇共喪失執政地位和蘇聯解體埋下禍根，同時損害了蘇聯和社會主義的聲譽，為西方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專制、獨裁、缺乏民主和言論自由，侵犯人權提供了口實。

（一）強化意識形態宣傳和控制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逐漸改變了赫魯曉夫時期的解凍方針，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始加強控制的進程。在勃列日涅夫等人看來，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以及他所發動的政治、經濟改革削弱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導致各種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潮萌生，因而，加強政治思想宣傳工作和高度強化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成為勃列日涅夫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征。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主持召開了專門討論意識形態問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勃列日涅夫強調指出：“我們都清楚地知道，在十月全會前的十年以來，在這方面所犯的錯誤並不比其他領域少，甚至還多些……意識形態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可能給我們帶來無法克服的危害”，應該加強意識形態的工作。^[129]

為了落實政治局會議強化思想工作的精神，蘇共中央和政府的宣傳部、科學和學校部、文化部等職能機構擬定了新時期強化宣傳鼓動工作的具體措施，除了要求全社會不斷加強馬列主義理論學習之外，在每次黨的代表大會後都要展開強大的宣傳活動。一向受到特別重視的青年政治思想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一時期，宣傳部門和一切有關研究機構出版了大量的書籍，從各個角度不厭其煩地討論如何在學生中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甚至連怎樣在大學生宿舍中開展政治教育都有人寫書論證。五年大學生活每一周開展什麽活動，由誰組織，由誰監督，活動的具體內容都有詳細明確的規定。

此外，勃列日涅夫時期為了向世人宣傳和證明馬列主義和蘇聯共產黨方針的正確性，力圖在全國營造一種欣欣向榮的社會氣氛。政府不斷新建各種紀念館和紀念碑，勛章和獎狀滿天飛，慶祝會和紀念會一個接著一個地召開。發達社會主義理論的提出更把這種粉飾太平的舉動推向高潮。

在宣傳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同時，政府加大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尤其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在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開始實行“擰緊螺帽”的方針，從國家安全委員會定期上報蘇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能夠明顯地感到這一點。

克格勃主席謝米恰斯內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就向政治局報告說：“盡管蘇聯國內還不存在對現制度不滿和建立有組織的反政府地下組織的現象，但一些‘反蘇分子’和社會大眾及創作知識分子的聯系大大加強了。反叛者在廣大的知識分子當中獲得了同情和道德上的支持，出現了有利於反叛者發展的環境，很難把他們完全隔絕或利用沉默的人墻包圍起來。”^{[130]報告還進一步強調這些人不像以前的地下活動者，他們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性。}

1968年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在呈報蘇共中央的報告中說，通過監控發現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狀況不容樂觀。許多學生學習馬列主義和黨史課程純粹是為了應付考試，在他們眼中高校黨的工作者就是一些不學無術，只會對學生進行監督的人。1976年安德羅波夫在給蘇共中央書記處的報告中進一步談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三年來監控高校學生的情況。“在青年學生中三年之內發生了324次不良表現，參加的人有4406人……發表誹謗性的、蠱惑性的、修正主義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見，作為不良表現的一種形式，在數量上和參與的人數方面都是最普遍的。”^{[131]報告提出應該繼續加強揭露並取締對青年企圖施加影響的各種組織，加大預防政治上有害的不良行為發生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