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直到戈爾巴喬夫改革前夕才告結束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性質問題，是一個歧見紛呈而值得深入分析研究的課題。

由於政府的封鎖消息和片面報道，在蘇聯，對持不同政見者和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歷史知之甚少。在普通人心目中，提到持不同政見者，立刻就會想到諸如羅·麥德維傑夫、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布科夫斯基等這樣一些當年敢於直面政府強權，不畏懼各種迫害，有的甚至以在牢房裏度過十幾年的代價，也要公開自己不同於蘇聯黨和政府主張的政治明星。然而，對於他們的思想、主張、反抗政府的行動，蘇聯政府壓制他們的措施則只是一些影影綽綽的傳聞，一段發黃的歲月，一串冰冷的數字，以及保存在某些秘密機關档案裏有關於銷毀薩哈羅夫550卷档案和索爾仁尼琴105卷档案的決定。^{[152]依據史實搞清楚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真相，對我們從一個側面了解蘇聯解體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1977年蘇共中央在《致法共中央非公開信》中明確指出：“帝國主義國家的所有宣傳機器都在不懷好意地高談什麽‘保護蘇聯的人權’，並且積極利用逃出蘇聯或者被驅逐出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準確地講就是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的公開的敵人）……‘持不同政見者’對社會主義的‘批評’，實質上是否定社會主義，是同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同共產黨人進行鬥爭的一種方式。這種‘批評’在行動上正在變為有組織的、受帝國主義操縱的反蘇活動。”^{[153]同年，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在紀念捷爾仁斯基誕辰100周年的講話中進一步強調了這一觀點：“‘持不同政見者’這個名稱是西方資產階級出於宣傳目的的精明創造，是意在迷惑社會輿論……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社會主義的敵人動員西方的報刊、外交機構，以及情報機構和其他特工機構參與其中。”[154]}

曾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雅科夫列夫卻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大部分人並不明白，什麽是持不同政見者以及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但是只要將此詞譯成俄語就大體明白無誤了。那就是‘有不同思想的人’和‘有不同思想的現象’。”^[155]

既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參加者，又是運動研究者的羅·麥德維傑夫認為：“1965年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的持不同政見者絕不是什麽反革命分子。他們大都是在蘇維埃制度下成長起來並接受教育的知識分子和青年人。他們要求的不過是要當局尊重憲法、尊重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後黨所采取的各項措施。”^[156]

薩維利耶夫在《蘇聯1950年到1970年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政治特點》一文中指出：“總的來說，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在研究人員眼裏就像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在確定持不同政見者這個概念時就可能產生困難。很明顯，它的組織性和策略性是多種多樣的，持不同政見者所舉行的某些行動與過激主義有區別。”^{[157]為什麽對同一個問題的看法會有如此之大的差異，這只能通過考察運動參加者的主張和行動來具體分析。}

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參加者成分相當復雜，既有斯大林時期冤獄受害者，也有要求民主、民族和宗教權利的各種人物，但占主導地位的是不滿現狀的知識分子，即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成長起來的那一代人，正因為如此，有人把他們稱為“二十大的產兒”。這些人大多是50年代大學畢業，在批評斯大林和宣揚人道主義的矛盾氛圍中思想逐漸成熟，並形成自己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的人。他們身上既有傳統觀念的痕跡，同時也深深打上了新思潮的烙印，他們經受了赫魯曉夫時代急劇變化的洗禮，同時又面臨著勃列日涅夫時代思想僵化，官僚主義橫行，特權階層貪汙腐化，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停滯的現實。這些人了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情況，關注祖國乃至全人類的前途與命運，深切地感受到了自由、民主、尊重個人權利在蘇聯的重要性，從而掀起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

在現代社會，民主、自由和權利三者互為基礎，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正像著名學者瓦·梅茹耶夫在《知識分子與民主》一文中分析的那樣：“自由與其說是集體的，不如說是個人存在的價值。政權本身（即使是人民政權）並不自動表明自由的狀況。民主，尤其是人民政權理解的民主，可能變成較之專制政體更厲害的不自由。當缺乏防禦政權對人的侵犯，缺乏對人的法律保護，當個人完全從屬於大多數人、從屬於集體意志的時候，便會出現這種情況。這種民主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極權主義，大多數對少數、集體對個人、共性對個性的絕對權力。在這個意義上，任何政權，包括民主的、人民的政權，如果不受法律限制，不捍衛個人的權利，那麽，都是對自由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