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戰爭期間集體農莊中個人經濟的發展（第3/5頁）

在農民負擔空前加重，但又無法從集體農莊社會生產中獲得足夠的實物和貨幣收入的情況下，個人經濟就成為農民賴以維持生計的唯一依靠。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蘇聯農村的個人經濟在戰爭時期獲得了相當的發展。

表3 1940～1945年集體農莊個人經濟農業種植面積占全國種植面積比例變化

從表3可以看出戰爭爆發後，集體農莊個人經濟農業作物播種面積的比重不斷擴大，在谷類作物種植方面表現尤為明顯，1945年全國農業種植總面積與1940年相比減少了24%，而同期個人經濟播種總面積卻增長了10%，而谷類作物的播種面積更是提高了77%。個人經濟的發展還體現在單個農戶所持有宅旁地的平均面積略有增加，同30年代的情況一樣，農民出於生計考慮想方設法地擴大宅旁地的面積，盡管政府幾乎每年都要核查集體農莊的土地，可是違法私占的行為卻無法遏制。農莊家庭的多余土地雖然不斷地被沒收、充公並停止耕種，但1944年仍有7.7%的集體農莊家庭有多余土地。^{[17]1940年全蘇平均每個集體農戶宅旁地播種面積為0.24公頃，而在1945年為0.28公頃。此外，農民的家庭養殖業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在1940年每100個集體農戶有95頭牛，而到1945年則增加至104頭。[18]從絕對數字上看，個人經濟的發展幅度並不是很大，但考慮到當時蘇聯的農業狀況，這種發展足以體現出個人經濟所具有的頑強的生命力。}

個人經濟的發展首先體現的是滿足農民家庭生活的基本需求。根據統計數據，1943年農民個人消費的谷類同1939年相比下降了35%，肉類下降了66%。而土豆的消費量增長了100%，蔬菜增長了24%。只有奶的消費還停留在戰前水平。^{[19]土豆、蔬菜是農民宅旁園地裏的主要作物，而牛奶、雞蛋則是家庭養殖業的主要產品。糧食消費結構的變化從一個側面表明，戰爭時期個人經濟越來越成為農民家庭食物的主要來源。}

如前文所述，戰爭時期農村居民的繳稅負擔十分沉重，為此農民不得不努力增加貨幣收入。在勞動力稀缺的情況下，農民外出務工的現象同戰前相比明顯減少了，1941年農民外出務工所得收入占所有貨幣收入的11%，而在1942年只有3.3%，1944年為4.5%。^{[20]農民從義務交售中只能獲得象征性的微薄收入，因此在集體農莊市場上出售農產品成為農民貨幣收入的主要來源。集體農莊市場是30年代全盤集體化之後出現的，集體農莊、莊員和個體農民可以通過市場出售農產品，它是國營和合作社貿易的重要補充形式。集體農莊市場在戰前得到了一定發展，商品流通總量1932年為7.5億盧布，到1940年增長到了29.1億盧布。[21]但是蘇聯政府一直推行降低商品零售價格的政策，農民從市場貿易中獲利不斷減少，這大大限制了集體農莊市場的發展。1932年集體農莊市場的商品流通量占全國流通總量的17%，1940年則下降到14%，而同期國營零售貿易的份額則從30%增長到63%（見表4）。[22]}

表4 零售貿易中各經濟成分的比重變化

在實行票證配給制度後，面包、米、肉等食品以及絲織品、皮鞋、香皂等工業品需憑配給證定量購買，這一制度逐漸在全國城市地區推行。但是戰爭開始後蘇聯國營和合作社貿易中流通的商品量大大減少了，1942年減少到1940年的44%左右，這使得城市地區經常出現商品短缺的情況。^{[23]例如，1944年由於前一年糧食歉收，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商業機構經常減少向各廠工人供應處供應的米、肉和魚等食品”，在哈巴羅夫斯克市中小學大部分教師持有配給證但卻“無法領到任何食品”。[24]在這種情況下，集體農莊市場就成為城市居民購買、交換食品的一個重要場所，它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不斷增強。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集體農莊市場在40年代上半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從表4可以看出，戰爭期間集體農莊市場的商品流通量（按市場價格計算）大幅度增長，尤其是食品流通量在1945年甚至超過了國營和合作社貿易的總和。農民將大量的糧食產品投入到市場中。當然，集體農莊市場份額的增加與價格因素有關，票證配給制度下國營貿易中配給價格一直保持在極低水平，而集體農莊市場上自由貿易價格卻不斷上漲，考慮到價格因素，集體農莊市場商品流通的份額並沒有表4中那麽高。同樣影響表4數據的因素還有兩個，首先，1944年蘇聯政府在經濟形勢開始好轉的情況下，國營商店開始實行價格昂貴的議價貿易，其議價價格比同時期集體農莊市場上的價格還要高。其次，戰爭時期貨幣的購買力不斷下降，因此集體農莊市場上出現了以物易物的實物交換形式。1942年2月莫斯科市委大會上就曾指出，“集體農莊農民不是把土豆出售，而是用來交換其他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