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歸集體農莊:40年代蘇聯農業政策的調整

北京大學 王洋

農業生產始終是蘇聯經濟鏈條中最薄弱的一環。它為蘇聯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沉重的年度計劃負擔、無法滿足需要的預算投入等因素,導致其自身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也最終影響到了蘇聯整個經濟的發展。對於蘇聯農業的研究,無論是從專業學術研究的角度,還是從歷史借鑒的角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0世紀40年代蘇聯經歷了戰爭的重創和艱難的戰後恢復,本文所要探討的是,在這一時期蘇聯農業所面臨的沖擊以及蘇聯政府的回應政策。研究這一問題,有助於我們了解戰後初期蘇聯政府如何調整國內經濟政策,以適應冷戰形成這一國際形勢的變化。

關於戰後初期蘇聯經濟問題的研究在中國還不多,尚無有分量的著作問世,而俄國相關的研究則比較深入。尤其在20世紀90年代蘇聯歷史档案公布之後,蘇聯史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出現了許多紮實的學術專著。[1]同時,蘇聯學者對紛雜的档案進行篩選整理,出版了一些專題档案集,為以後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幫助。[2]

本文選取了三個相對獨立又有緊密聯系的問題加以探討。戰爭期間蘇聯農村地區的個人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無論是在維持農民生活還是在支援前線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貢獻。但這種與公有制相對立的經濟成分,卻從根本上動搖著蘇聯的集體農莊制度。戰爭結束後,蘇聯著手恢復經濟,並曾一度強調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但是,由於受到意識形態和傳統經濟理念的束縛,出於對西方不信任的安全考慮,蘇聯經濟戰略再次走上了以發展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為主的老路。在這樣的條件下,面對戰時個人經濟發展引起的集體農莊制度的松動,蘇聯政府選擇用鎮壓的手段加強農村紀律,從而使遭到嚴重破壞的農業不得不拼盡全力去完成年度計劃。此外,在冷戰格局逐步形成的背景下,為積累資金發展重工業,蘇聯政府還通過貨幣改革從富人和農村居民手中奪取了大量戰時積累的財富,其結果,在農村嚴重打擊了戰時通過發展個人經濟而富裕起來的農民。本文將分別探討戰爭時期個人經濟的發展,以及它對集體農莊制度造成的沖擊;戰後強化集體農莊制度;貨幣改革及取消票證制度對於農業的影響。本文期望通過對這三個問題的論述,更準確地向讀者展示在冷戰形成的背景下蘇聯政府是如何調整政策,完成農業從戰時向和平時期過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