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共產國際並非一場騙局

俄國學者中有一種看法認為,共產國際只是“名義上”或“形式上”被解散了,而實際上其機構大多經更改名稱後保留下來(如第99、100、205研究所及通訊社等),其骨幹成員都被充實到這些機構中,並統一由新成立的聯共(布)中央國際情報部領導,這個部的實際負責人仍然是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因此,共產國際的解散是“斯大林炮制的一個彌天大謊”。[56]那麽,事實到底如何?這關系到一個重要問題:斯大林解散共產國際究竟只是一種策略或權宜之計,還是某種帶有戰略性質的選擇?或者說,解散共產國際的舉動是否意味著蘇聯在戰後對外政策方針上會重新定位?

從共產國際解散的過程及善後工作安排來看,執委會機關及其下屬機構的某些職能確實以其他的形式保留下來。共產國際的職能部門在組織革命運動中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通過共產國際第一部(通訊部)負責人莫羅佐夫1943年5月給馬林科夫的報告可以得知,該機構的任務包括:與蘇聯境外的各共產黨組織和各聯絡站保持秘密無線電聯系,並為其培養無線電技術骨幹;培訓各國黨務工作人員如何開展地下工作,如制作身份證件、使用密碼和專業設備、書寫密信等;向各聯絡站點派送搜集軍事情報的人員;組織對各國播放當地語言的節目;從事無線電偵聽業務等。與第一部長期保持聯絡的境外無線電聯絡站有:波蘭5個,荷蘭(同時負責德國境內業務)5個,中國3個,比利時2個,法國2個,丹麥、瑞典、奧地利、蒙古、伊朗、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南斯拉夫遊擊區、英國和美國各1個。尚在籌建的聯絡站還有:捷克、斯洛伐克、芬蘭和德國,計劃設立的聯絡站有:匈牙利、敘利亞、保加利亞和印度。通過該部,1942年共產國際共收到各聯絡站發來的電報5300份,僅1943年1~4月就有3586份。[57]即使在準備解散共產國際的過程中,第一部的日常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進行,直到6月下旬,還不斷有共產黨員、地下工作人員和物資被派送到各歐洲被占領國或遊擊區。[58]

從開始籌備解散共產國際之日起,共產國際機構和人員的命運便成為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5月1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召開秘密會議,討論了與共產國際解散有關的一些組織機構問題。關於對各國的無線電廣播,所有與會者均表示應繼續發揮各民族廣播電台的職能,因為該電台正在為各國的反法西斯鬥爭提供真實信息、政治指導和心理支持。關於各國黨的國外局,季米特洛夫列舉了蘇聯境內的兄弟黨國外機關及成員後,多數與會者贊同:有必要利用現有技術裝備維持境外機關與本國黨組織的聯系,否則,敵人便會在當地建立類似的虛假機構來破壞共產主義運動。關於“蘇普列斯”通訊社、外文出版社、共產國際和各黨的档案資料以及圖書館,與會者均主張保留,但其歸屬問題由聯共(布)中央決定。負責培養各黨幹部的黨校在本期培訓結束後關閉,《共產國際》雜志也在本期出版後停辦,以後是否繼續,交由聯共(布)中央考慮。至於雲集在共產國際的各國幹部的去留問題,也由聯共(布)中央決定。季米特洛夫最後總結說,共產國際的這些職能均應以某種形式予以保留,而在新的形勢下按聯共(布)中央的系統予以安排。[59]5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將會議記錄發給斯大林和莫洛托夫。[60]5月31日,季米特洛夫等人與馬林科夫商定:保留對各國的廣播,對有關國家的廣播交由相應的共產黨國外局負責;保留“蘇普列斯”通訊社,由聯共(布)中央監管;保留聯絡服務處(電台聯系、護照技術等),歸屬和管理問題待定;圖書館改為馬恩列研究所分支機構;档案移交聯共(布)中央;外文出版社繼續工作,作為聯共(布)中央的一個單獨出版社;各國共產黨幹部的工作由聯共(布)中央負責安排;其他經濟實體移交聯共(布)中央秘書局處理。[61]到7月中旬,有些機構的歸屬又有所改變:所有經濟實體,其中包括位於羅斯托基諾的兩幢大樓,均移交聯共(布)中央事務管理局,“蘇普列斯”通訊社轉交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特殊技術部門移交國家安全委員會,黨校和無線電學校解散。[62]

1943年6月13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設立聯共(布)中央國際情報部(Отде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按照季米特洛夫的解釋,為了不讓敵人利用該部是由季米特洛夫領導的這一事實,任命聯共(布)中央書記謝爾巴科夫為部長,季米特洛夫和馬努伊爾斯基為副部長;本決議不予公布,而該部的工作將按內部工作制度予以組織和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