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戰後初期政府對集體農莊的強化

1945年5月歐洲戰事結束,戰爭的勝利大大提高了蘇聯的國際地位,在對內對外宣傳中,這也成為蘇聯政治經濟制度優越性的直觀體現。但除此之外,戰爭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造成巨大的破壞,蘇聯恢復經濟的任務十分沉重,這在農業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

戰爭奪走了無數蘇聯人的生命,1941年蘇聯人口約1.967億,1945年下降到1.705億,不考慮戰爭時期的新出生人口,戰爭給蘇聯帶來的人口損失達到2600萬以上。[30]為支援前線,大量的農村居民應征入伍,4年中蘇聯農村人口減少了1390萬,其中大部分是適齡勞動人口,根據專家估算,戰爭結束時農村的適齡勞動人口比戰前下降了37.2%。[31]戰爭結束後大量軍人復員返鄉,在全國850萬復員的適齡勞動男子中約2/3來自農村。復員軍人補充了農村的勞動人口,但由於戰爭傷殘、留在城裏拒絕返鄉、返鄉男子入城打工等各種具體因素的存在,“戰時應征入伍的集體農莊成員並沒有給農村勞動力帶來實質性的補充,因此1945年底農村集體農莊中適齡勞動人口明顯地少於戰前”。[32]農業機械的缺乏是戰後農業恢復面臨的另一個重要難題。戰爭時期大量農業機械都被征調用於軍事用途,許多農機生產廠也改為軍用,農業機械數量以及生產能力都大大下降了。以拖拉機為例,1945年戰爭結束時,農村使用的拖拉機按功率計算只相當於戰前水平的58.7%。[33]勞動力和農業機械的缺乏使戰後農業生產遠遠低於戰前水平,恢復農業的任務十分艱巨。

不僅農業生產在戰爭中遭到嚴重破壞,農村經濟制度——集體農莊制在戰爭中也受到巨大沖擊。戰爭對集體農莊制度的破壞,來源於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戰爭初期德國侵占了大片蘇聯領土,在占領區強令解散集體農莊;另一方面是個人經濟在戰時的發展以及集體農莊自身無法滿足國家與農民二者的經濟需要,導致集體農莊在國家經濟中的地位大為削弱,乃至在廣大農民中表現出來的解散農莊的願望不斷增強。

因此,戰後的農業恢復,並不單純是提高產量的問題,需要關心的還有建立什麽樣的農業制度的問題。然而,受到意識形態和傳統經濟理念的影響,蘇聯領導人並沒有在這個問題上過多考慮,不假思索地選擇了重建和強化集體農莊制度的政策。

1943年開始,蘇聯的戰場形勢逐漸好轉不斷收復失地,也是從這一年開始,蘇聯著手在解放區恢復集體農莊制度。1943年1月23日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公布了“關於在從德國法西斯占領下解放出來的地區恢復機器拖拉機站和集體農莊的措施”的決議。為了迅速建立機器拖拉機站,不僅歸還戰爭初期撤退到後方地區的農業機械,而且責令各軍事部門歸還部分征用的農機器械。抽調3萬左右的農業幹部支援被解放地區,並對返鄉的人員予以經濟上的補助。涉及各地區的工作由地區黨委第一書記負責,全盤工作由農業人民委員每5天向中央匯報一次。[34]這一決議充分體現了蘇聯領導人在解放區恢復集體農莊制度的迫切心情。同年8月,蘇聯公布了恢復被解放地區經濟的決議,細致全面地落實了恢復集體農莊制度的各項措施。[35]至1945年年底,原被占領區的集體農莊基本上得到恢復,而機器拖拉機站的數量在1944年已經超過了1940年水平(具體數字見表7)。[36]

表7 戰爭期間集體農莊和機器拖拉機站數量變化

隨著戰爭的結束,在享受勝利喜悅的同時,農民也表露出對沉重的生產負擔和低下的生活質量的不滿,他們期待著戰後農村體制和農業生產制度的變革。

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的農民在1946年6月的一封信中說:“我們在集體農莊勞動就像是給地主幹活一樣,因為我們被驅趕著去勞動,不給吃的也不給工資。作為誘餌每天給一勺稀菜湯,50克面包,而且不是經常有,為了不餓死,每周給2~3次……”[37]布裏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的一位莊員費多羅夫說:“集體農莊裏的生活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我們處在死亡的邊緣……應該退出集體農莊。讓我們扔下工作各奔東西吧。”[38]在奔薩州,一個叫舒雷根的人說:“一點兒辦法沒有,除非解散集體農莊。土地荒蕪,沒有牲畜,誰也不願勞動……農民諷刺那些對農莊抱幻想的人。”[39]關於解散集體農莊的傳聞在農民中廣為傳播,普斯科夫地區“火花”集體農莊成員們問來到集體農莊的一名區負責人:“是否要立即解散集體農莊?假若沒了集體農莊,我們會生活得更好,也會給國家帶來更大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