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貨幣改革及其對農村經濟的影響

戰後面臨的國家重建，特別是經濟的恢復和調整，對蘇聯政府來講，其重負絲毫不亞於應付戰爭。究其實質來說，不僅僅是恢復和發展被戰爭破壞了的國家經濟，更重要的是調整經濟結構，使之適應戰後蘇聯國家發展的需要，這種特點在1947年貨幣改革與取消票證配給制度中表現得極為明顯。^{[58]不幸的是，在這次重大的政策調整中，農業經濟的發展被置於最底層，而不得不再次擔負起繳納“貢賦”的重任。}

通過提高稅收、增收戰爭稅、發行國債等途徑，蘇聯政府在戰爭中獲得了大量的財政收入，而戰爭結束後，戰時的非常收入手段就不得不取消。戰後為應對新的國際形勢，蘇聯的國內政策也相應調整，由於傾力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蘇聯的國家預算支出不但沒有減少，反而不斷增加。蘇聯1940年的預算支出為1743億盧布，1945年為2986億盧布，1946年增加到3075億盧布，之後幾年又不斷增加，1950年是戰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國家預算支出達到了5395億盧布。^{[59]如此看來，如何調整財政政策、增加國家預算收入就成為政府在戰後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此外，戰爭期間，蘇聯在城市地區實行了票證配給制度（農業地區部分人口享受配給待遇），但在商品資源短缺的情況下國家無法完全保證各類糧食產品的供應。在這樣的條件下，集體農莊市場對於保證城市居民生活方面的作用就變得十分突出，市場因素在人民生活中活躍起來。1944年國家開始了議價商品貿易，蘇聯國內商品的價格變得更加復雜多樣，因此在戰爭時期政府根本無法有力地調控國內貿易的發展，對於蘇聯領導人來說，如何限制市場因素的發展，加強對於國內貿易的計劃控制，是戰後重建的一個重要任務。在市場因素的刺激下，無論是農村居民還是城市居民的個人經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農民因為戰時市場糧食商品價格的飛漲集聚了不少貨幣，收入結構的變化也使農民對於集體農莊的依賴以及參加集體勞動的熱情大大降低。從這一點來看，其結果既是對集體農莊制度穩定性的極大威脅，也是對蘇聯戰前的經濟體制的巨大沖擊。因此，戰爭剛剛結束，關於貨幣改革的建議便紛至沓來。}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進行貨幣改革的建議有一部分來自下層群眾。從他們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戰時一部分人通過市場積攢一定的財富，但這在大多數人眼中被視為是一種投機行為，所以人們建議通過改革對這種情況加以糾正。例如在1946年一封給斯大林的信中寫道，幼兒園經理和廚師在戰爭期間通過克扣兒童口糧獲取了上萬盧布。^{[60]在另一封信中提到，戰爭時期國內出現了上百個百萬富翁，他們把錢藏在家裏而不是放入銀行，使得這些錢無法為國家所用。[61]}

蘇聯上層對於進行戰後貨幣改革的籌劃或許可以追溯到更早。茲韋列夫在1938～1960年間長期負責蘇聯的財政工作，貨幣改革就是在其任內進行的。^{[62]根據茲韋列夫的回憶，1943年底斯大林同他進行了一次長談，討論了戰爭中財政問題，也提及了戰後進行財政改革的相關問題。斯大林向茲韋列夫提出了改革的幾項原則：“要使蘇聯的財政基礎比戰前更加鞏固；總支出必然增長和國家預算的逐年增加，要求財政機構有能力在幾年中適應變化的形勢；恢復國民經濟的艱難狀況要求蘇聯國民進一步作出犧牲，但要使他們相信，這是最後一次犧牲。”[63]回憶錄中還記述說，茲韋列夫在1944年曾就貨幣改革問題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過一次報告，並提出了詳細的計劃和措施，但出於保密原因，這次報告並沒有形成文字記錄，會後茲韋列夫專門調集三名專家進行貨幣改革的籌備工作。[64]貨幣改革時茲韋列夫就任財政部長，參與了從籌備到實施的整個過程，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回憶錄本應是最為重要的口述史材料，但有學者懷疑回憶錄為了誇大作者本人在歷史事件中的地位，而將貨幣改革籌備的時間提前了。[65]}

從档案文獻來看，關於貨幣改革的文件最早出現在1946年初。1月8日茲韋列夫向斯大林提交了題為《戰爭時期的預算和貨幣流通及必要措施》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茲韋列夫指出，如果說戰爭時期巨大的開支“很大程度上被來自居民的收入所掩蓋”，那麽在戰後國家預算就失去了這個重要的收入來源。但是戰爭結束後，國家預算支出“幾乎沒有縮減”。為了解決現實面臨的財政問題，茲韋列夫建議依靠貿易流通稅來作為國家預算收入的一個主要來源。因此，報告建議發展紡織工業，恢復和發展日用消費品的生產。為了積聚戰後恢復發展經濟所需的資金，茲韋列夫主張奪取“居民中個別階層在戰時通過臨時性收入所得的貨幣積累”，即通過實行貨幣改革來達到這一目的。報告建議委托蘇聯財政部、國家銀行和國家計劃委員會在3個月內制定相關實施建議，並確定新幣的樣式準備投入生產。斯大林看過報告後，批示：“轉送貝利亞、沃茲涅辛斯基和馬林科夫同志閱，希望在五年計劃中充分考慮到茲韋列夫同志關於擴大市場貿易資源、降低生產成本的重要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