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芬戰爭和貝利亞的指令（第2/3頁）

12月31日，貝利亞連續發出指令，三個專門戰俘營均被涉及。貝利亞命令索普魯年科率領10名內務人民委員部偵查員前往奧斯塔什科夫，其任務主要是：第一，“了解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偵查組對原波蘭警察戰俘案件及向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會議提交報告的工作進展情況。采取必要措施改進偵查組的工作，使之能在1月份內辦完所有在押警察戰俘的案件”。第二，“從全部警察戰俘中挑出有業務價值的人員的案件，就這些案件認真偵查，查清他們在蘇聯國內和國外的全部聯系，以及他們所知道的當時派往蘇聯的原波蘭情報機關的間諜”。第三，了解奧斯塔什科夫集中營特別科根據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1939年10月8日命令進行的間諜情報工作情況。“注意現有情報工作的質量和據此對各類戰俘的情緒作全面分析的可靠性”。另外，貝利亞還要求對戰俘與營外的聯系，搞好戰俘營登記機關的工作，保證登記質量，戰俘營的警衛狀況和戰俘的紀律情況等進行檢查。^[91]

同一天，貝利亞命令戰俘管理局政委涅赫羅舍夫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經濟管理總局第二處處長羅季奧諾夫前往舊別爾斯克，命令戰俘管理局副局長約·米·波盧欣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經濟管理總局第一處處長雅·阿·約爾什前往科澤利斯克，其任務與索普魯年科基本相同。^[92]

貝利亞如此興師動眾派“要員”親臨戰俘營，目的絕不僅僅是檢查工作。從貝利亞的指令中可以看出，內務人民委員部真正關心的實際上就是兩件事：其一，對戰俘偵查案卷和登記材料的整理；其二，在戰俘中尋找和發展諜報人員工作的進展。就前者而言，偵查和登記的過程，也就是確定戰俘真實身份、核實其以前的工作經歷、發現和揭露戰俘中所謂“反革命組織和活動”的過程。特別是後一個環節，可以為在特別會議上最終決定戰俘們的命運提供“具有說服力”的依據。換句話說，貝利亞要的是上報給特別會議的“材料”，至於這些材料在他規定的時間內——1月底之前整理完成時的真實準確程度有多大，那是次要的。就第二件事情而言，它與完成前項工作既有聯系也有區別。貝利亞在上面的命令中都提到了他在10月8日下達的一道指示，在這道“關於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各戰俘營在戰俘中進行業務和肅反工作的指示”中，規定要在戰俘營“建立間諜情報網以查明戰俘中反革命組織的情況並掌握戰俘情緒”，情報機構要查明並特別注意一些特定人員^{[93]，對所有被查出的反革命分子應立即進行登記，為他們建立諜報档案並保證揭露戰俘中的反革命組織，以及他們與國外的聯系。[94]因此，落實這道指示，本身就是為第一項工作服務的。同時，還可以對已有的情報網進行檢驗，從而發現一些確有利用價值的情報人員，為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這也是對戰俘的一種進一步處理，盡管只涉及很少一部分戰俘，但對貝利亞及其領導的部門來說，這項工作的意義和重要性並不亞於前者。}

說穿了，這兩件事就是這些波蘭戰俘的“去”和“留”的問題，即哪些戰俘應該從戰俘營中清除出去，哪些戰俘可以留下來繼續發揮作用。它們關系到關押在三座專門戰俘營裏的每一個戰俘的命運，這個命運在一個月內就要由從莫斯科來的內務部大大小小的工作人員作出初步裁定。當然，最終的判決還要通過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會議，但要知道，特別會議僅僅是面對整理出來的材料做出判決。

貝利亞在1939年最後一天下達的指令，已經很難說與正在進行的蘇芬戰爭有多大關系了。就在貝利亞下達上述指令的前兩天，戰俘管理局向副內務人民委員瓦·瓦·切爾內紹夫報告，按貝利亞命令準備好了6個可容納27000名芬蘭戰俘的戰俘營，另3個營地很快也可以接收戰俘。但由於現在芬蘭戰俘很少（150名），因此戰俘管理局請求批準只保留兩個戰俘營工作人員的全編制，其他各營只保留10%～20%的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