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俘營情況通報與“減輕負擔”建議

其實，在整個12月份，各個戰俘營就已陸續上報了一些“反面材料”。在科澤利斯克營11月份工作總結報告中專門談到了戰俘的政治精神狀態，說有些軍官表現愛國主義情緒，有信教和從事宗教活動的企圖。舊別爾斯克營在相同的總結中報告了所查明的4起“反革命活動”：戰俘們組織了“文化教育小組”和“互助會”，進行祈禱，以及誣蔑蘇聯等。12月7日戰俘管理局就科澤利斯克營戰俘巴·安·紮哈爾斯基自殺事件給貝利亞呈送一份專門報告，說他因思念家鄉和家人長期情緒消沉。12月10日，據科澤利斯克營報告，他們三天前挫敗了一起戰俘逃跑企圖，三名戰俘受到懲處。此外，在紮波羅熱營、黑色冶金人民委員部各勞動營，也都出現勞動紀律松弛，戰俘逃跑，拒不出工和怠工等現象。^{[98]從各種報告上看，上述事件和現象還是個別的，涉及的戰俘人數不多。}

但是，在貝利亞12月31日指令下達後，情況有了變化，無論是戰俘管理局還是各戰俘營，對各營出現的不良現象和事件的注意程度都大大提高。戰俘管理局很快整理出一份“1939年12月1日至31日期間各戰俘營政治思想狀況中的不良現象和特殊事件”的長篇通報^{[99]，列舉了各營反蘇情緒和言論、自殺和企圖自殺事件、逃跑和企圖逃跑事件以及各營工作人員情況。雖然通報中的材料都是從各營工作報告裏匯總起來的，但把此類材料集中在一起，對戰俘管理局來說，還是第一次。它所產生的“集重效果”，不能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換言之，正是由於通報不是對戰俘營情況的全面反映，而是某一個方面問題的匯總，所以它在無形中就把這類問題放大了，很容易使人形成“問題嚴重”的感覺。1940年1月9日，戰俘管理局副局長霍赫洛夫就奧斯塔什科夫營在偵查中不斷發現一些戰俘的真實身份指示該營領導人，要求把戰俘構成方面的變化“反映在相應的登記案卷中”，並把“定性材料有改變的戰俘名單”上報局裏。[100]11日，戰俘管理局就“尼科波爾錳礦”和“十月采礦”發生的戰俘罷工和絕食事件，向內務人民委員部寫出專門報告，其中列舉了“拒絕出工的戰俘中的反蘇挑撥性言論”。[101]13日，就羅夫諾營戰俘企圖逃跑事件大大增加，戰俘管理局下文指示該營“嚴格戰俘關押制度”並“立即給戰俘管理局寫一份戰俘逃跑的專門報告，說明逃跑發生的次數、促成逃跑的原因”等。[102]22日，戰俘管理局又收到科澤利斯克營的緊急政治報告，反映部分戰俘因食物質量差而絕食並“造成了混亂”。[103]31日，按照貝利亞一個月前的指令來到舊別爾斯克營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組也大有收獲，他們“在戰俘中查出了許多原波蘭各種政黨的成員，以及許多邊防軍、定居者、地主、富農等等。”[104]2月1日，被派往奧斯塔什科夫的索普魯年科也向貝利亞報告，對關押在這裏的警察的偵查工作已經結束，“辦理了6000份案卷”，“已著手將案卷發給特別會議”。[105]4日，科澤利斯克營在例行報告中再次談到戰俘中的“錯誤情緒”和“反革命現象”。[106]這類情況在舊別爾斯克營的例行報告中也占有相當的篇幅。[107]19日，一份關於奧斯塔什科夫營戰俘準備逃跑的專門報告，由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總局特別處整理完成。[108]}

原來只在各戰俘營例行報告中以“政治思想狀況”為題出現的那些內容，現在直接換成了“不良情緒”、“反革命現象”、“特殊事件”等字眼，而且被匯集起來寫成了通報和專門報告，這恐怕就不僅僅是文風上的某種轉變了。它如同一架風向標，指明蘇聯領導人開始對哪類材料感興趣。這種興趣當然不是無緣無故的。事實證明，它與蘇聯當局處理波蘭戰俘問題的決策密切聯系在一起。

到1940年2月中下旬，蘇軍在蘇芬戰場上取得重大突破，擊潰了芬軍在主要防禦陣地“曼納海姆防線”上的抵抗，蘇芬戰爭接近尾聲。蘇軍在整個戰爭期間俘獲的芬蘭軍人僅1100人^{[109]，就連為芬軍戰俘準備的若幹戰俘營中最小的格裏亞佐維茨營，容納這些戰俘都綽綽有余。[110]顯然，為接收芬蘭戰俘而處理波蘭戰俘的必要性已不存在。按說，關押在三個專門戰俘營裏的波蘭戰俘可以繼續關押下去了。但事情並沒有這樣簡單，內務人民委員部大大小小幹部在三個專門戰俘營“蹲點”一個月整理出來的材料，仍然按照已經啟動的程序向上傳送著。看來，不管蘇聯當局原來是怎樣設想的，自從貝利亞把一批幹部派到戰俘營去，對波蘭戰俘的處理就被納入了一條單獨的軌道，至少它不會僅僅根據蘇芬戰爭的結果改變運行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