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芬戰爭和貝利亞的指令

1939年11月28日，蘇聯宣布廢除1932年簽訂的《蘇芬互不侵犯條約》，次日，蘇聯召回駐芬大使，聲明與芬蘭斷絕外交關系，不斷惡化的蘇芬關系終於徹底破裂。30日，蘇聯軍隊開始進攻芬蘭，蘇芬戰爭爆發。

這是蘇聯繼9月出兵波蘭後兩個半月內第二次針對鄰國的大規模軍事行動。盡管這次沒有其他國家像德國那樣配合行動，但蘇聯領導人仍然相信能在短時間內再次取得戰爭的勝利。^{[84]按照常規，蘇聯將不得不又一次面臨隨之出現的大量戰俘問題。為給接收戰俘早做準備，貝利亞於12月1日簽署命令，指定在摩爾曼斯克州、卡累利阿蘇維埃自治共和國和列寧格勒州境內建立9個戰俘接收站；並要求尤紮、尤赫諾夫、普季夫利、摩爾多瓦自治共和國的捷姆尼科夫、沃洛格達州的格裏亞佐維茨等戰俘營和內務人民委員部卡拉幹達勞動營準備安置26500名戰俘。[85]前幾座戰俘營剛剛把關押在這裏的絕大部分波蘭戰俘處理完畢，接收一部分芬蘭戰俘（按貝利亞的命令是11000名）應當不成問題。不過，在上述貝利亞估計的芬蘭戰俘中不可避免地會有一批軍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員，對這些人員與普通士兵區別開來處理，正是蘇聯當局處理戰俘的既定政策。那麽把這批芬蘭的“要害分子”集中安置在哪裏呢？}

這是貝利亞需要考慮的問題，他的選擇可以有很多。但不容否認的是，在眾多選擇中，比較容易操作、也比較順理成章的，是把這部分戰俘集中到已有的三個專門戰俘營中的一個去。因為，無論是從看管環境、管理人員配備、警衛力量、保障系統等“硬件”上，還是從管理者的經驗、相關規章制度的健全等“軟件”上，已有的三個專門戰俘營都有其他戰俘營暫時不具備或不全具備的條件。貝利亞和蘇聯戰俘管理部門選擇這三個戰俘營中的一個作為將來關押芬蘭“要害分子”的地點，應當是很正常的。這裏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就是在11月下旬，戰俘管理局局長索普魯年科在對三個專門戰俘營進行實地調查後，向貝利亞提出了進一步處理這些戰俘的建議。戰俘管理局局長先簡單介紹了他所管轄的各戰俘營（包括從事勞動的）波蘭戰俘的數量，接著講到在釋放了一部分前波蘭軍隊士兵和蘇聯最高蘇維埃第5次非常會議作出關於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歸並蘇聯的決議後，戰俘中“更加迫切希望返回故土”的情緒急劇增長，有鑒於此，他建議：“一、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第5次非常會議的決議精神，可將在蘇聯黑色冶金工業人民委員部礦山管理局勞動的戰俘轉為雇傭工人；預先在他們中進行宣傳解釋工作，使他們願意作為同蘇聯所有工人享有同等權利的礦山工人。二、遣散一號工地的所有戰俘，以各戰俘營中關押的警察取而代之。這類警察共有4977人，其中3000人來自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目前什麽事也沒有幹。反正遲早要讓他們學會勞動。對於這些警察要加強警衛。三、應著手將關押在戰俘營的軍官共8980人，其中4500人來自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加以分類，以便確定哪類軍官可以在何處使用。”^[86]

索普魯年科的建議裏雖然沒有提到安置芬蘭戰俘的問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他至少提醒了貝利亞還有這麽多波蘭戰俘在押，其中近5000名警察“目前什麽事也沒有幹”，近9000名軍官有待進一步確定對他們的使用。現有的材料還無法準確地說明貝利亞當時的想法，也許這永遠是一個謎了。然而，現有的材料卻表明，貝利亞和戰俘管理局在此後的一個月內，對關押波蘭軍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員的三座專門戰俘營，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其程度是以前不曾有過的。

先是12月4日往奧斯塔什科夫戰俘營派去了由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總局偵查員斯·葉·別洛利佩茨率領的偵查組，到當月月底這個偵查組已經達到14人。^{[87]他們的任務很明確，盡快準備好該營全體戰俘的偵查案卷，並向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會議提交有關材料。特別會議成立於1922年，是遵循政治局的指令和決議，對案件進行最終審理的機構。30年代中後期它的作用日益突出，案件的審理都是在被告和辯護人缺席的情況下進行的。一旦特別會議做出判決，即成為終審判決，被告和辯護人無法上訴。因此，命令把奧斯塔什科夫戰俘營的案卷上交特別會議，這就意味著蘇聯領導人已經決定對這些戰俘要進行最後的處理了。戰俘管理局對別洛利佩茨偵查組的工作高度重視，索普魯年科於12月4日、7日和23日三次親自指示奧斯塔什科夫營，除了“保證偵查組的工作條件並執行別洛利佩茨同志的業務指示”，“為其安排住處，必要時並提供制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