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處理後在押的波蘭軍官

如前所述，蘇聯出兵波蘭後的12天作戰行動中，被蘇軍俘虜的波軍官兵近25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戰俘被押解到設在蘇聯領土上的8個戰俘營和兩個分配站。10月初，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蘇聯人民委員會做出相同決議後^{[66]，對這批波蘭戰俘進行了分類處理。一部分原住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士兵戰俘被遣散回家；居住在由德國占領地區的士兵戰俘則等待著交還給德國當局；一批戰俘被留下來從事建築工作；戰俘中的軍官、軍政要員、間諜人員、反間諜人員、憲兵、獄吏和警察，集中關押到指定的戰俘營。正是這後一類人，成為後來所謂“卡廷事件”中無聲的主角。對“卡廷事件”的調查和研究，國外已有不少成果[67]，但大都由於缺乏蘇聯方面真實的材料，而對蘇聯當局在此問題上的決策過程解釋得不甚清楚。20世紀90年代以來，俄羅斯陸續解密了大批有關在蘇聯的波蘭戰俘以及對其進行處理的档案，使人們有可能更直接地了解到事實真相。本文根據近年來俄羅斯解密档案，通過對蘇聯當局處理波蘭戰俘決策過程的分析，探究導致蘇波關系史上這一悲劇性事件的深層原因。}

根據蘇聯當局的命令，被俘者中的將軍、軍官、軍政要員、間諜人員、反間諜人員、憲兵、獄吏和警察等都要集中關押在指定的舊別利斯克、科澤利斯克和奧斯塔什科夫三個專門戰俘營。^{[68]1939年11月初，進行並很快完成了相應的調動。此後直到1940年春，這三座戰俘營及其關押對象都保持穩定。}

舊別爾斯克和科澤利斯克營，關押的基本是波蘭軍隊的原軍官，他們的軍銜從將軍到上尉，軍種也不同。另外還有一些軍事技術人員如軍醫、教授，以及記者、畫家和隨軍神父等。奧斯塔什科夫營主要關押諜報人員、反間諜人員、憲兵、獄吏、警察、警察局密探，以及反蘇政黨和團體的積極分子、地主、公爵、工廠主、定居者和難民等。三個專門戰俘營關押人員的情況見下表。^[69]

表1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舊別爾斯克戰俘營關押戰俘一覽表

表2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科澤利斯克戰俘營關押戰俘一覽表

表3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奧斯塔什科夫戰俘營關押戰俘一覽表

三個專門戰俘營關押人員的人數在1939年11月底基本保持穩定，這說明對這批“特殊”戰俘的集中工作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就已完成。1939年12月31日的統計表明，上述三個戰俘營共關押15087人，到次年2月4日人數略有減少，為14990人，在3月5日政治局做出對他們最終的處理決定後，3月16日的一份人數統計為14854人。不過，這並不是最後被處決的人數。

隨著戰俘管理工作逐步走入正軌，一開始在這三個戰俘營反映比較普遍的生活待遇問題慢慢減少，另一類問題，即戰俘們要求給予他們公正的政治待遇，日益突出出來。

戰俘們對把他們作為戰俘關押提出質疑。曾在1939年9月指揮了利沃夫保衛戰，後向蘇軍投降的弗·尤·西科爾斯基將軍，1939年10月20日從被關押地舊別爾斯克戰俘營致信烏克蘭方面軍司令員鐵木辛哥，說他和他的部下之所以沒有理會“德軍統帥部給我們的書面建議曾許諾給我們最優厚的投降條件”，“沒有在他們的進攻面前後退一步”，而是毫不猶豫地與蘇軍進行談判，是因為“貴國與德國相反，保證對各民族和個人采取公正的原則”。他提請鐵木辛哥注意，“推遲釋放我們使我們所有人及我們的家屬處境極為艱難”，“關押在舊別爾斯克，並且個人自由在這裏受到限制，使我們感到極為痛苦”。他希望蘇方“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我們盡快獲得自由”。^{[70]1940年1月7日，關押在同一個戰俘營的一批波蘭上校上書戰俘營領導，要求確定他們的地位和按照公認的國際準則對待戰俘。這次他們直截了當地提出：“請向我們說明，蘇聯政府怎麽看待我們，確切地說，就是：是否認為我們是戰俘？”如果認為是，“我們請求根據各國政府公認的對待戰俘的準則對待我們”，首先就應當“使我們有可能自由求見受權駐蘇聯政府、負責保護波蘭公民利益因而也保護戰俘利益的大使館”，“與紅十字會建立聯系，使我們有可能與在蘇聯以外的家人通信”，以及公布戰俘名單，釋放沒有應征入伍的退役和預備役軍人戰俘，適當發放津貼等。如果蘇聯政府認為他們是被捕者，“那麽請通知我們，我們因為什麽罪被剝奪自由，請對我們正式提出公訴”。如果他們是被拘捕（拘留）者，“請向我們說明，我們哪些行動導致了限制我們的自由，況且，我們是在波蘭領土上被拘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