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強制勞動經濟體系的建立（第5/8頁）
強制工作營的數量迅速增長，“1919年年底前，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境內有21個營，1920年夏季已達到49個，到11月之前已達到84個，1921年1月達到107個，11月達到122個”。[64]“如果考慮到1921年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有52個省和州的話，那麽平均每個省有兩個強制工作營。然而，實際上這些匆忙建成的關押地分布很不均衡。例如，僅莫斯科就有7個集中營。到1919年11月12日止，共關押3063人，其中，伊萬諾夫營關押564人，科魯霍夫營關押600人，安德羅尼耶夫營關押418人，弗拉德金斯克營關押191人，諾沃斯帕斯克營關押251人，諾沃別斯科夫營關押165人，波科羅夫斯克營關押874人。除此之外，許多囚犯可以在營區外生活和工作。例如，在這個時期，波科羅夫斯克營進行所謂“長期出差”者就有820人，諾沃別斯科夫營有120人，科魯霍夫營有2385人”。[65]
“與全俄特別委員會所屬的關押地系統並存的還有刑事罪犯關押地系統。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司法人民委員部（1917年10月前歸俄羅斯司法部管轄）的關押地管理總局對該領域實施領導。1918年4月關押地管理總局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在司法人民委員部內成立了中央懲治處”。[66]1921年10月，中央懲治處更名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司法人民委員部中央勞動改造處。
“早在1920年，當內務人民委員部建議把司法人民委員部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監獄主管部門合並起來的時候，部門間為爭奪關押地領導權的鬥爭就出現了”。[67]“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的‘優勢’和對自己有利的論據。內務人民委員部同關押地擁有良好的組織聯系，並且強調強制工作管理總局能夠比司法人民委員部更快地解決關押地的收支平衡問題。同樣，司法人民委員部認為，內務人民委員部忽視了對囚犯的再教育問題，而中央勞動改造處則完全能夠解決這一問題”。[68]
國內的新政治環境和對外政策的變化，迫使蘇維埃領導集體對懲治機構進行重組。1922年2月6日，為了“加強革命的法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廢除全俄特別委員會和關於進行搜查、搜走和逮捕規定”的法令。該法令廢除了全俄特別委員會及其地方機構，並且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境內一系列新任務的完成交給了內務人民委員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任務包括：鎮壓反革命活動、同間諜活動作鬥爭、保衛交通線、對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邊境的政治保衛、同走私作鬥爭，以及完成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和人民委員會交給的保衛革命秩序的專項任務。為了確保這些任務的實施，法令規定組建隸屬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國家政治保衛局（ГПУ），而在地方組建國家政治保衛處。原全俄特別委員會的特別處和交通處以及軍隊特種部隊轉交給國家政治保衛局管轄。國家政治保衛局及其地方機構在必要情況下有權進行搜查、搜走和逮捕。國家政治保衛局沒有訴訟程序以外的特權，法律嚴格規定：“所有反蘇維埃或者破壞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法律的犯罪案件，只能由革命特別法庭或者相應的人民法庭按司法程序進行判決”。[69]
1922年2月9日，在全俄特別委員會剛被廢除時，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出決定：“把所有關押地移交給司法人民委員部進行管理”。[70]然而，1922年第五屆全俄省執行委員會管理局機關主任代表大會同意保留和簡化強制工作營。代表大會指出，“認為強制工作營的懲治工作處於正確的軌道上，認為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主管部門有著更為強大的行政管理體系”。就此問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代表們提出了下列想法：“司法人民委員部在四年期間不僅沒有完善其所接收的監獄機構到足以符合自身職能的狀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其受到了損壞，其中縣級監獄幾乎損失殆盡。與此同時，強制工作管理總局在不到三年期間內從零建起了相當強大的強制工作機構，甚至為免除國家對其實施供給提供了可能性。”然而，爭論並未到此結束。1922年6月30日，內務人民委員部副部長別拉巴羅多夫致信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信中列舉了以下一些有利於“自己”部門的理由：司法人民委員部的使命是服務於司法領域的事情，其中包括維護法律和執法，自然也包括制定“刑事處罰”政策。與此相反，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任務是對內部進行管理，它既包括對“懲治政策”制定的管理，又包括對關押被判刑罪犯的懲治機構的管理，它一方面要防止社會受到罪犯的侵害，另一方面又要對罪犯進行改造，並使其回到誠實生活的道路上去。這是從理論角度進行的論證。內務人民委員部對此還補充了一些實踐依據。“把強制工作營留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系統內部，別拉巴羅多夫在信中指出，不僅具有把服務於國家政治保衛局機關的機構以及其他行政管理機關保留下來的必要性，而且還可以保護國家的經濟性能不受損害，阻止建立在合理使用囚犯勞動以及對其進步發展提供合理希望的經濟單位出現解體。如果今後在失去自由地自負盈虧的試驗上取得成功，就會為國庫擺脫用於懲治政策的開支打開廣闊的前景，並使1919年5月17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的基本思想得以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