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強制勞動經濟體系的建立（第4/8頁）

莫斯科有4種營：特殊使命營，戰俘營，普通強制工作營，在茲韋尼哥羅德為有道德缺陷的兒童設立的改造營—城市。在伊萬諾夫特殊使命營中，關押的主要是重要人質和在國內戰爭期間因重罪被判刑人員。這裏平均每天有480名囚犯。根據囚犯總人數比例，床位是按照刑期和司法行政機關的不同分配：刑期在5年以下的占0.55%，5～20年的占0.55%，到國內戰爭結束前的囚犯和人質為98%。全俄特別委員會占13.78%，莫斯科特別委員會占14%，特別法庭占6.04%，地方的省特別委員會占24%，其他機關占42.15%。安德羅尼耶夫特殊使命營關押的主要是外國人質和下列犯人：定期囚犯占42.2%，到國內戰爭結束前的囚犯占57.6%。由於只在極特殊情況下這些營的囚犯才被派到營外，所以多數情況下囚犯們是在營中的小工廠工作。營中的小工廠有以下幾種：細木工廠、鉗工廠、縫紉廠、裝訂廠和洗衣廠。除了少數人以外，大多數囚犯沒有從事過體力勞動，他們需要適應環境，因此現在還要確認工廠的生產力是否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關押國內戰爭戰俘的科魯霍夫營充當調配站的功能。該營中關押著許多舊軍隊的大人物：鄧尼金、高爾察克、尤登尼奇，此外主要是無產階級分子和政治可靠性不明確人員。囚犯們在這裏接受文化教育，在確認囚犯確實忠誠於蘇維埃政權之後，其中的許多人被派去當紅軍。從（1920年）5月起，該營輸送出18000名戰俘，其中的66%，即11895人被送到軍事委員部。在茲韋尼哥羅德，為有道德缺陷的兒童設立的改造營—城市收留的主要是10～17歲的未成年人。營的職責是保護和贍養這些未成年人。教育經濟處原先隸屬於社會保障機關，而現在隸屬於教育人民委員部。普通強制工作營有4個：諾沃別斯科夫調配站、諾沃斯帕斯克女犯強制工作營、波科羅夫斯克和弗拉德金斯克男犯強制工作營。4個強制工作營的囚犯為2420人，其刑期如下：5年以下的為51%，5～20年的為3%，到國內戰爭結束前的為8%，白軍戰俘為28.5%，無期徒刑的為10.5%。屬於全俄特別委員會審判的囚犯為9.5%，莫斯科特別委員會審判的囚犯為22%，革命法庭審判的囚犯為3%，人民法院審判的囚犯為18%，各種行政機關審判的囚犯為19.5%。省級強制工作營囚犯的刑期構成如下：5年以下的為39%，5年以上的為3%，人質和整個國內戰爭期間始終關押的為36%，白軍戰俘為22%。

幾乎所有營中都有主要是為滿足營自身需要服務的制靴、成衣、內衣、鉗工和細木工車間，而在彼得格勒和其他一些地區的強制工作營中還有汽車電器安裝廠、給排水廠、油漆廠、皮革廠和織布廠。彼得格勒的營制服車間兩個月內可以完成：2000件軍大衣，1500條馬褲，1200件軍便服，1000件弗倫奇式軍上衣和15000件棉襖和燈籠褲的制作。所有囚犯和戰俘入營後立即開始工作，管理部門對此十分重視；由於國內戰爭使許多工人都去保衛蘇維埃政權了，因此到處出現缺乏勞動力的現象，也正因為如此，才下達了按最大化和最合理的原則使用囚犯勞動和制定相應的勞動報酬標準，以及機關同囚犯核算原則的命令。由於到處都出現對現有勞動力的需求成倍增長的局面，因此囚犯主要被派往對國家具有最重要意義的崗位去工作。最近幾個月燃料問題受到了特別重視。因此，內務人民委員部強制工作處除了完成規定的采伐任務外，還依靠自身力量為制材廠采伐了近2萬立方俄丈木柴和木料，1000名囚犯和戰俘被派到燃料工業總局的下屬機關去工作。還有許多囚犯被派到火車站去裝卸木材。總體來說，根據勞動法的規定，囚犯們實行的是8小時工作日制，囚犯勞動收入的75%用於食品、服裝、行政管理機關和警衛隊等的公款開支，25%存入囚犯的個人賬戶，在刑滿釋放時發給囚犯。對於急需用錢者，允許在其釋放前預支自己賬戶上的錢。在共和國中參加勞動的囚犯和戰俘平均占其總數的69%”。^[61]

1919年5月21日，內務人民委員部常務委員會在聽取了由凱德洛夫做的關於中央戰俘與難民事務委員會下屬的莫斯科強制工作營的報告之後指出，這裏的“看守不嚴和對戰俘勞動缺乏組織性”，於是作出決定，“將上面提到的中央戰俘與難民事務委員會的這些營交給強制工作處，按照為其制定的總條例來對戰俘和難民進行使用”。^{[62]在此之後，5月24日中央戰俘和難民事務委員會也被轉交給內務人民委員部管理。為了便於對集中營進行領導，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部設立了強制工作處，後來它被提高到管理總局的地位，並多次更改名稱：自1920年5月18日起稱“強制工作管理總局”，從1920年9月起改稱“社會工作與義務管理總局”，從1921年2月至1922年10月12日被廢除時止重新易名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部強制工作管理總局”。“強制工作營主管部門的不確定性（其中一部分機關因受1919年5月17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的影響，1922年以前留歸全俄特別委員會領導）對該部門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為從1919年3月起，全俄特別委員會主席捷爾任斯基同時領導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作。因此，內務人民委員部強制工作處——強制工作處管理總局的早期領導人凱德洛夫（1919年4～6月）、梅德韋季（1919年9月到1920年2月），多為肅反委員會的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