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的轉變與美蘇建交談判

在蘇美建交問題上,蘇聯政府的態度始終是積極、明確的,即:願意在不幹涉內政和解決債務問題的基礎上與美國建立外交關系。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府多次主動要求與美國建立外交關系。十月革命勝利後的第二天蘇維埃政府通過了《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戰國人民和政府,其中包括美國政府建議立即就締結公正、民主的和約進行談判。1919年初,蘇維埃政府向美國派出了自己的外交代表馬爾滕斯。美國不但拒絕承認其代表地位,還以蘇維埃政府試圖通過共產國際顛覆美國社會制度為由將其驅逐出境。盡管如此,列寧在1919年秋天仍然表示:“我們完全同意與美國(也同一切國家,但特別是同美國)達成經濟協議。”[83]1921年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又向美國政府提出兩國關系正常化的建議,並著重強調:“同美國沒有正常的事務關系,這在蘇維埃俄國看來,對於兩國人民是特別不正常和有害的。”[84]

為了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蘇俄的經濟封鎖和政治孤立,1922年蘇維埃政府派出了以外交人民委員齊切林為首的代表團出席在熱那亞召開的國際經濟會議。在會上蘇維埃政府聲明,可以放棄帝國主義武裝幹涉和封鎖給俄國造成損失的賠償要求,但各大國必須在法律上承認蘇聯。美國政府表面上拒絕派正式代表出席熱那亞會議,暗地裏卻阻止蘇維埃政府與一些國家達成協議。[85]

1923年底,柯立芝成為新一任美國總統。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齊切林隨即致函柯立芝總統,希望緩和兩國關系的緊張局面,並就影響雙邊關系的主要問題進行談判。蘇聯的建議遭到柯立芝政府的拒絕,理由是蘇聯政府一直拒絕償還沙皇政府和臨時政府欠美國的外債,拒絕返還被沒收的美國公民的財產,並不斷進行推翻美國現行制度的宣傳活動。盡管如此,蘇聯政府始終沒有放棄與美國建立經貿和外交關系的努力。1927年底,齊切林在給李維諾夫的信中還指示:“當前我們的迫切任務就是想方設法與美國實業界之間建立聯系。要爭取與美國做貿易,從美國獲得更多的貸款。”[86]

1929年胡佛就任美國總統後,蘇美關系仍然沒有任何進展。胡佛早年曾與英國企業家烏爾克瓦特一起從事西伯利亞和烏拉爾礦產資源的開發活動,他們成立了克什特姆采礦廠、塔那雷克斯公司和俄亞股份公司。1914年俄亞公司的子公司——額爾齊斯股份公司又在俄國創辦了裏傑羅夫斯基和吉爾吉斯礦山公司,其中吉爾吉斯礦山公司還在俄國從事租讓活動。但十月革命後所有這些公司都被蘇維埃政權收歸國有,胡佛因此蒙受巨額財產損失。[87]

胡佛崇尚美國的民主政治。他稱布爾什維克是一夥“殺人犯”、“共產主義是一個深淵,認為如果失去理性的民眾被饑餓和瘟疫所控制,那麽所有的政府都會墜入這一深淵”。因此,向俄國提供援助是“保證共產主義崩潰的最有效手段”。[88]在胡佛執政時期,美國始終拒絕承認蘇聯。1931年3月,當國務院有人提出同蘇聯改善關系時,胡佛命令國務院電告所有美國駐外使館:“本政府不可能改變態度,承認俄國的現存制度。”[89]

在1932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夕,蘇聯已經通過各種渠道獲悉胡佛在承認蘇聯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只要胡佛繼續當選總統,承認蘇聯的問題就毫無指望。於是,蘇聯把兩國建交的希望寄托在民主黨候選人富蘭克林·羅斯福身上。

1933年,民主黨候選人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大選中獲得勝利,取代始終堅持反共政策的胡佛成為新一屆美國總統。羅斯福雖然對共產主義信仰持否定態度,但作為有著非凡膽識和戰略遠見的總統,他更傾向於從國際局勢的視角來冷靜、客觀地審視蘇美關系:盡管蘇美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領域存在根本對立和沖突,但隨著日德法西斯勢力的侵略擴張,世界戰爭的危險性不斷增加。日德法西斯的侵略行動不僅威脅美國,也威脅到蘇聯在亞洲和歐洲的利益和安全。如果不與蘇聯這樣與日德法西斯侵略存在利害關系的大國合作,美國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將面臨嚴峻的挑戰。在意識形態和國家根本利益之間,奉行實用主義外交政策的羅斯福總統最終選擇了後者,主動打開了與蘇聯建立外交關系的大門。

1933年10月10日,羅斯福總統直接致函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裏寧。他在信中對“兩國偉大的人民一百多年來存在令人愉快的傳統友誼”,現在卻沒有外交關系表示遺憾。他“盼望努力結束美國一億二千五百萬人民和俄羅斯一億六千萬人民之間目前的不正常關系”。為了解決兩國現存的矛盾和問題,羅斯福建議蘇聯派代表前往華盛頓就建交問題直接進行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