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經濟政策的產生（第3/5頁）

社會革命黨人B.K.沃爾斯基指出：“勞動農民過去和現在都是在商品生產條件下生活的，顯然，任何強制措施，任何警察機關都不可能使政治組織代替商品生產。”必須用實物稅代替農產品征集制。^[23]

此後布爾什維克黨內也有人提出過積極的建議，可惜最高決策者那時候還醉心於軍事共產主義，熱衷於消滅小生產，繼續堅持糧食征收制，因而錯過解決問題的良好時機，也錯過了防止農民暴動的良好時機。

1920年1月莫斯科召開第三次全俄國民經濟委員會會議。會議通過了Ю.拉林的廢除糧食征收制的建議，確定比糧食征收制少一半的實物稅，其余部分通過自由交換從農民手中獲取。建議沒有被黨的領導接受。

1920年2月剛從西伯利亞考察回來的托洛茨基向政治局提交關於土地和糧食政策的提綱。他認為，“目前按照糧食定額平均征收的政策、征購時的連環保制度和工業品的平均分配政策造成農業生產下降、產業無產階級渙散，有使國家經濟生活徹底瓦解的危險”。因此他建議：①用按一定比例的扣除（一種累計稅）取代沒收余糧，以利於增加播種面積或者更好地耕作。②供給農民的工業品和農民交納的糧食量這兩者之間要有更為恰當的關系，不僅按鄉和村，並且還應當按農戶計算。^{[24]這個建議以11票對4票被否決。這就是說，當時的最高領導的多數人還沒有認識到改變現行政策的必要性，認識落後於現實。}

1920年9月5日奧辛斯基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認為農業下降的原因是糧食政策，他提出一個後來在俄共十大上被看作是新經濟政策的理論根據的一個很重要的原理：農民經濟只有在公開的自由市場的基礎上才能活下去。

1920年12月在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代表表達了農民的要求，建議在繳納了嚴格規定的國家賦稅之後，農民的所有剩余可以按相應的價格進行自願的商品交換。

因為對波戰爭需要鞏固後方，搞好同農民的關系，1920年夏秋在斯摩棱斯克實行了特殊的“小新經濟政策”。農民在6月已經知道要繳納多少糧食和土豆，並且保證此外不再征收任何東西。所以這裏的“糧食運動”在9月1日開始，在10月1日就結束了，一個月就完成了任務，而其他地區幾乎要拖一整年的時間。實行“小新經濟政策”的另一個原因是在地方蘇維埃有許多孟什維克，當時的糧食委員是孟什維克М.П.雅庫波維奇。他們對省的管理有很大的影響，所以也在糧食政策上得到了反映。9月契卡向列寧匯報說，在斯摩棱斯克省“最近農民對蘇維埃政權的態度明顯好轉，原因是糧食政策的改變”。^[25]

這時列寧的態度還沒有改變。1920年9月他在回答共青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代表的問題時說，“要使每個農民家庭，連一普特余糧都不剩”，要把全部余糧交給工人國家，“只有做到這一點，國家才會恢復工業，也才會向農民提供工業品”。^[26]

1921年1月，糧食和運輸問題突然緊張起來，農民起義運動發展，並且得到復員軍人的支持。某些部隊的情緒也令人擔心。在這種情況下，黨的領導決定改變方針。

1921年2月8日列寧給中央政治局會議寫了《農民問題提綱初稿》，建議用糧食稅代替糧食征收制：

1.滿足非黨農民關於用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即收走余糧）的願望。

2.減低糧食稅額，使其低於去年征糧數。

3.同意根據農民積極性的高低來調節糧食稅的原則，即農民積極性愈高，稅率愈低。

4.如果農民能迅速繳足糧食稅，應擴大他們將納稅後的余糧投入地方經濟流轉的自由。^[27]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和向新經濟政策過渡

1921年3月8日在喀瑯施塔得暴動的高潮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開幕。

這時候國內經濟崩潰，供應短缺，糧食定量削減，實際工資下降，這種情況引起廣大居民的不滿，示威遊行、罷工、騷亂甚至暴動震撼了整個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尤其致命的是工人階級人數銳減，大工業工人數1917年為242.88萬，1920～1921年為118.86萬，即減少了一半以上。人數減少的工人階級再同人數眾多的農民對抗是致命的，必須謀求妥協。列寧形容當時的處境是“在戰爭結束的時候，俄國就像是一個被打得半死的人”。^[28]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起初預定在1921年2月6日召開，後推遲到3月6日，最後在3月8日召開。如果在2月初召開，及時宣布廢除糧食征收制，喀瑯施塔得暴動是有可能防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