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十字路口

——新經濟政策研究（1921～1929）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 鄭異凡

1920年代是蘇聯歷史發展的一個關鍵時期，在這一時期，廢止了軍事共產主義模式，實行了立足於市場機制的新經濟政策。但是軍事共產主義體制的影響並沒有徹底消除。軍事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這兩種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鬥爭，始終貫穿於整個20年代，並且軍事共產主義模式最後取得了勝利，改頭換面變成斯大林模式，統治了蘇聯將近半個世紀。

從1930年代到1950年代上半期，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出版物，大多的是宣傳性的小冊子，把新經濟政策看作是為進攻所做的暫時退卻，強調的是階級鬥爭，主要材料是黨的文獻和列寧、斯大林的著作。

蘇共二十大後，開放了部分档案資料，放寬了言禁，有的學者依據新材料寫出了專著，例如埃·鮑·根基娜的《列寧的國務活動》（1969）^{[1]就有不少涉及向新經濟政策轉變的材料。}

真正掀起研究新經濟政策熱潮的是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這時倡導“公開性”和填補歷史的“空白點”，試圖從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中尋找改革的方案和依據。與此同時，給一批遭到鎮壓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如布哈林、李可夫、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平反，陸續開放保密档案，主客觀條件使新經濟政策成為熱門課題。蘇聯解體後，由於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歷史學家們有了較多地研究和發表觀點的自由，開始出現不少有關新經濟政策的論文和著作，許多有關俄國20世紀歷史的專著中都有專門的篇章論述新經濟政策。^{[2]出版了許多有關蘇聯史的論文集，及時傳達了歷史學家們的新觀點、新成果以及新資料。[3]}

出現一些有關20年代的專著，如希施金的《政權·政治·經濟：革命後的俄國（1917～1928）》，別拉烏索夫的《20世紀俄國經濟史》，對這一時期的經濟和政治有較為系統的敘述。^{[4]巴甫洛娃的《斯大林主義：權力機制的形成》，羅戈文的《是否有選擇？托洛茨基主義：多年後的觀點》、《斯大林的新新經濟政策》，特魯坎的《1928～1929年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政治爭論》和《通向極權之路（1917～1929）》等，就某些專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5]}

從1980年下半期起至今，許多歷史档案陸續開放，一些歷史學家放下研究工作，投身於档案的發掘整理工作，報刊上不斷披露專題档案材料，陸續出版專題解密档案集，由А.Н.雅柯夫列夫院士主編的“二十世紀的俄國文件匯編”是一部規模龐大的档案文件集，其中直接涉及新經濟政策的有《1921年的喀瑯施塔得》、《新經濟政策是怎樣被打斷的》（5卷本）。^{[6]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國時帶走了大量十月革命到1920年代末的档案資料，2卷本《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和4卷本《托洛茨基档案》的絕大部分內容都與20年代有關。[7]1920年代關於政策方針的爭論主要是在黨的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上進行的，因此聯共（俄共）歷次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速記記錄是研究新經濟政策的第一手重要文獻。[8]1990年以來出版了一些歷史文件選集，集中提供了一些基本文獻和新文獻。[9]}

中國有關新經濟政策的研究著作有：楊承訓、余大章合著的《新經濟政策理論體系》，沈志華的《新經濟政策與蘇聯農業社會化道路》等。^{[10]鄭異凡著《布哈林論》、《天鵝之歌》和論文集《不惑集》、《史海探索》[11]，柳植（楊存堂）著《世紀的實踐》，徐天新著《平等、強國的理想與蘇聯的實踐》，葉書宗著《俄國社會主義實踐研究》中有不少寫於1980年代以來的涉及新經濟政策的論文。這些都反映了中國蘇聯史學者研究的新成果。[12]資料方面，1980年代以來中央編譯局編譯出版的《布哈林文選》、《李可夫文選》、《托洛茨基言論》等，收有當事人的有關文章和資料。[13]2002年出版的34卷本《蘇聯歷史档案選編》約有10卷收有新經濟政策的20年代的档案材料。[14]王麗華主編的《歷史性突破——俄羅斯學者論新經濟政策》收集了1990年代以來俄國發表的有代表性的論述新經濟政策的論文，很有參考價值。[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