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經濟政策的產生

在農民起義的壓力下

十月革命之後不久，布爾什維克黨實行糧食壟斷、糧食征收制^{[16]，實行軍事共產主義。采取這些措施並不是後來所說的純粹出於軍事的需要，或者說戰爭所迫。早在1917年9月的《布爾什維克能保持政權嗎》一文中，列寧就宣布：“糧食壟斷、面包配給制和普遍勞動義務制，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是一種實行計算和監督的最強有力的手段。”[17]可見，革命後采取的一些措施早在革命前已經設想好了，被看作是無產階級管理國家的重要手段。}

實際上，糧食征收制是沙皇政府和臨時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早已實行過的措施。這些措施引發廣大農民的不滿，反對沙皇政府和臨時政府的農民起義持續不斷，這是導致它們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實行的糧食征收制解決了軍隊和城市工廠的基本供應問題，保證了國內戰爭的勝利。十月革命後通過的土地法令使農民無償獲得耕地，但是在糧食征收制下他們的勞動成果被征收得一幹二凈，土地的社會化並沒有給農民帶來實際好處。大量的和過量的征收，某些征糧隊的暴行，缺衣少食甚至饑餓的狀況，使廣大農民群眾越來越無法忍受，於是紛紛揭竿而起，舉行暴動，反對蘇維埃政權。如果說國內戰爭的前一階段是蘇維埃政權反對白衛軍的戰爭，那麽，在其後期就逐步轉變成廣大農民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鬥爭。布爾什維克黨經常說，在國內戰爭中同農民建立了政治聯盟，而缺乏經濟聯盟。然而，缺乏經濟聯盟作基礎的政治聯盟是不牢靠的。

由農村反抗引發所謂“蔓生的反革命”。農民的反抗最初是自發的、零星的，在國內戰爭期間，經常可以看到農民隊伍的倒戈現象。發展到後來，就逐漸演變成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或者暴動，在蘇聯時期的史書上通常都叫做“盜匪活動”，而對農民暴動的鎮壓則叫做“剿匪”。1920年末至1921年初，農民武裝暴動席卷西西伯利亞、坦波夫省和沃羅涅日省、伏爾加河中遊地區、頓河流域、庫班、烏克蘭和中亞等地，1921年有50多起大規模農民起義，幾乎沒有一個省份不在某種程度上存在所謂“盜匪”。

引發各地起義的根本原因基本上是相同的：普遍的饑荒，對糧食征收制的不滿，征糧隊的粗暴不法行為，認為蘇維埃變質——不能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群眾，成為布爾什維克“一黨專政”的工具。其中最震撼蘇維埃政權的是1920年在坦波夫省爆發的“安東諾夫叛亂”。這是有行動有綱領的農民起義，其綱領叫做“勞動農民聯盟綱領”，他們提出的口號是：“打倒糧食征收制！”“自由貿易萬歲！”“在鬥爭中奪回自己的權利！”“勞動農民聯盟萬歲！”頗受農民的歡迎。安東諾夫的隊伍不斷擴大。人數最多時達5萬人。這是一支農民軍隊，其建制和紅軍類似，也設有政委，在士兵和農民中開展政治工作。有25%～30%居民參加了暴動，即實際上坦波夫省所有成年男性都參加了。參加鎮壓的布爾什維克軍事委員安東諾夫-奧弗申柯把“叛亂”產生的原因歸結為“騎馬的軍事匪幫”活動的結果，這指的是當時的征糧隊。起義最後被圖哈切夫斯基指揮的部隊平定。

農民起義是促使布爾什維克黨改變糧食征收制政策的根本原因，而給予改革最後一記推動力的是喀瑯施塔得水兵的暴動。

喀瑯施塔得水兵的暴動不是孤立的事件，其導因是彼得格勒工人的罷工。1920～1921年冬，雖然戰事基本結束，但彼得格勒人民的生活卻越來越困難，惡劣的糧食供應狀況激起工人的嚴重不滿，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一些工廠舉行集會和罷工，要求自由貿易，提高糧食定量以及轉廠自由。罷工越來越具有政治性質，出現傳單，批評禁止集會的做法，要求權利和自由，包括自由選舉工會和蘇維埃。

以季諾維也夫為首的彼得格勒蘇維埃采取了加劇矛盾的措施，關閉這些工廠，其工人只發給一半口糧，繼而宣布實行戒嚴。季諾維也夫聲稱，現在的問題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陰謀。肅反委員會開始大規模逮捕罷工工人。

1921年2月28日彼得格勒罷工的消息傳到海軍基地喀瑯施塔得，水兵決定派代表團去城裏了解真相。代表回來後向“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托波爾號”艦艇全體船員作了報告。全體船員會議通過決議，聲援罷工者。3月1日在雅科爾廣場召開大會，有水兵、紅軍戰士和工人參加，聽取了從彼得格勒回來的代表的報告。與會者對彼得格勒當局反對彼得格勒工人的行為表示憤慨，他們表示支持蘇維埃政權，但反對布爾什維克官僚。他們贊同上述兩艦的決議，此決議包含整個喀瑯施塔得暴動的最低綱領，要點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