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第2/3頁）

再說孟子所謂“相同之處”的第二點：“他們絕對不會為了一統天下而去做哪怕一件不義的事，殺哪怕一個無辜的人！”

孟子的這個思想既古樸又非常前衛。說古樸，因為它體現著似乎只屬於古代君子的一種超卓的道德操守；說前衛，因為我們很多人直到現在都沒能弄明白這個道理。

在孟子時代稍前，梁惠王的前輩魏文侯曾經重用過一位叫做李悝的偉大改革家。論起輩分，李悝大概算是孟子的師叔祖，別看李悝是位改革家，其實他可是儒家系統內部的人，是子夏的弟子。

但在儒家系統之內，李悝卻是個徹頭徹尾的反動派，他的所作所為和儒家思想有著原則性的分歧。李悝反對禮制，在魏國搞了一套“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辦法，無論級別高低，大家一律多勞多得，少勞少得，誰也別想靠前代的特權混日子。再一點是，李悝有著極高的法制意識，他編過一部《法經》，在中國歷史上算是開一代先河的東西。這部《法經》後來成了商鞅的枕邊書，商鞅去秦國求職的時候，隨身就帶著這書。

所以，以李悝的資歷，自然是全國大法官當之無愧的首選。據說，精明強幹的李悝在任上判了一案又一案，公正嚴明，不枉不縱。但是，這一天，突然出現問題了。這問題具體是怎麽回事，早已經鬧不清楚了，大概來說，李悝剛剛成功破獲了一起兇殺案，兇手被抓之後認罪伏法，讓他招什麽他就招什麽，讓他怎麽招他就怎麽招——不對，說錯了，應該是“讓他如實招供，他就如實招供”。殺人犯說：“老爺，我認栽了，我全招！這案子是我做的，是這麽這麽回事，某某是我殺的。我有罪啊，我喪盡天良啊，不但某某是我殺的，三年前的某某兇殺案也是我做的！”

大家一聽，這真不錯，不但破了眼前的案子，連三年前的積案也順帶著破了，可不經意間一看主審官：咦，李悝大人的臉色怎麽綠了？

李悝是被嚇的：三年前的那件案子早就結案了，殺人犯早就被執行死刑了，難道……難道當初判錯了案子不成？！

經過一番周密的審訊和詳細的復查，李悝終於確認，三年前的案子自己給判錯了，冤殺了一名無辜之人。這該怎麽辦？

這問題實在不好處理啊，如果是我們處在李悝的位置上，我們又該怎麽辦呢？

當然了，兩千多年過去，社會畢竟進步了太多太多。在現代社會裏，即便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也會有完善的國家賠償措施等等來做善後。但是，當時可還是腐朽沒落的封建社會啊，當時國家幹部的思想覺悟可還都普遍是剝削階級的思想覺悟呢。那麽，李悝到底會怎麽辦呢？

李悝的心裏波瀾起伏，思想鬥爭的激烈程度絲毫不亞於當時國際社會的局勢，最後，還是封建小農意識和買辦階級的腐朽本質占了上風，李悝把牙一咬，把心一橫：我殺錯了人，我負責！

——怎麽負責？高官李悝到菜市場上買了一塊最硬的豆腐，一頭撞死了。

一代改革家李悝就這麽死了。可能有人覺得他實在是小題大做，不就是錯殺了一個人嗎，以你李悝那麽大的官，隨便不就給遮掩過去了，實在事發了，來個記過處分也就已經很了不得了，你要是活著，還能為國家作更大的貢獻呢！

可李悝到底頭腦僵硬，思想覺悟沒那麽高，認為自己就是搞法律工作的，自然一點兒都不能違法，殺錯了人就得償命。從李悝之死，我們可以再來琢磨一下孟子的那句：“他們絕對不會為了一統天下而去做哪怕一件不義的事，殺哪怕一個無辜的人！”

李悝的做法是不是太笨了呢？孟子的這種思想是不是太書呆子氣了呢？恐怕很多人都會產生這種疑問。我們從歷史書上滿眼看到的都是權謀狡詐，為了一統天下或別的什麽目的，哪怕是再美好的目的，別說做一件不義的事，殺一個無辜的人，就算做一萬件，殺一萬人，都不算什麽。所以，要在歷史上為孟子的這句話找到佐證還真是不容易啊。

想來想去，想到了外國，聖雄甘地也許能算一個例子。可是，即便甘地是個完美的例子，是對孟子這一思想的完美佐證，但問題是，如果甘地當時面對的不是英國殖民者——他們到底還有幾分紳士風度——而是面對日本鬼子，我真是很難想象他的一次次的絕食，他的不抵抗運動能夠取得哪怕一絲一毫的收效。

孟子的這個思想如果放到現代社會，其實基本上就是很多人極力鼓吹的“程序正義”——為了達到一個正義的目標，手段上也必須是符合正義的，絕對不能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這問題要是再多想想，就有個“少數”和“多數”的關系問題：邊沁的一種思想曾經影響深遠，他推崇所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現在我們仍有很多人對這一主張堅信不疑，但問題是，如果你屬於“多數”，那還不壞，可你若是不幸屬於“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