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電光飛火走遊龍——撚軍的極盛與衰亡（第2/9頁）

李鴻章、左宗棠當然不是吃素的，這兩個清朝的“中興之臣”，最終把撚軍送入了歷史的深淵之中。

零星分散的烏合之眾——早期“撚子”的活動

撚子作為一種民間地下組織，康熙時代的山東地區就有，稱“拜撚”。“撚”不是清朝官方的誣稱，是撚黨的自稱，別人也這樣稱呼他們。“撚”的意思很中性，安徽、河南、山東方言中的“撚”當“結夥”講。

撚黨最早進入清政府“視野”的，當屬嘉慶十九年（1814年），江南禦史陶澍上《條陳緝捕皖豫等省紅胡子匪徒》奏折，他報告說，有不少兇橫不法的“紅胡子”匪徒，系“白蓮教”漏網分子，“人以其兇猛，故取劇中好勇鬥狠、面掛紅胡者名之……（這些人）成群結隊，白晝橫行，每一股謂之‘一撚子’”。可見，當時俗稱“紅胡子”的撚黨，乃是一種類似黑社會的組織，不僅有白蓮教教徒，還有失業鄉勇和地痞惡霸。

嘉慶年間，清朝社會衰兆已經明顯，地方蠢蠢欲動，安徽、山東、河南等地民間組織門類繁多：順刀會、虎尾鞭、八卦教、義和拳（注意這個組織，它早在嘉慶時就有，並非八國聯軍時的“新鮮事物”），當時，這些黑道組織“橫行鄉曲，欺壓善良”（《清仁宗實錄》），而且截搶私鹽（典型的黑吃黑）。在湖北，撚子稱為“白撞手”；在安徽、江蘇、山東一帶，由於他們挾厚刀插帶腰間，又稱“拽刀手”。

除了“結夥”被稱為“撚子”以外，由於這些人常常“撚紙燃燒，毀室劫財”，或者聚眾撚香鬧龍戲，都是“撚子”的外延，人員越扯越廣。

撚黨大興於淮北地區。此地歷史上一直就民風剽悍，尚勇爭，好恃氣，動輒鳥槍大刀亮出，械鬥和仇殺成為常事，加上宗族勢力強大，都為撚黨的興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此外，由於“潛規則”使然，世路難行錢作馬，撚黨在地方政府中耳目眾多，稍有風吹草動就遁於無形，官府根本搜捕不到。長久敷衍，終成大患。

從早期械鬥仇殺吃大戶開始，逐漸發展下來，撚黨越來越多，勢力越來越大，成員成分混雜，兵勇、小偷、船夫、災民、衙役、失業農民、手藝人以及為惡一方的中小地主和落魄秀才，無不借撚黨力量企圖風生水起實現個人抱負。但是，撚黨與天地會、拜上帝教有一點最大不同：它不是以宗教面目招集成員，只以“替天行道”、“劫富濟貧”來當幌子，組織形式也談不上嚴密，參加者想來就來，想走就走。

當然，撚黨的發展確實是個由量到質的演變過程。他們最早是數十上百人結幫持械“吃大戶”——往往叫花子一樣闖入大戶人家門外，乞求酒食。酒足飯飽後，放響炮三聲，嘯呼而去。而後，他們就開始在水陸隘口設路障收買路錢，如果見到是遠方富商，往往行劫害命，稱為“打悶棍”。他們還常常搶掠私鹽販子的貨物，黑吃黑不亦樂乎。

日後，見私鹽利大，撚黨有不少人便以搶劫者變為走私者，他們的東西當然沒人敢搶，由此獲利頗豐。走私以及武裝打劫掠得財物後，一半歸撚首，一半大家平攤。待數日所搶東西揮霍一光後，大家重聚，撚首大叫一聲“裝旗！”於是合夥再出去搶掠。

發展到最後，撚黨就開始公開抗差抗糧，和政府正面發展沖突。也正是從這以後，清朝政府開始正視這些人。

道光初期，安徽巡撫陶澍鎮壓撚黨最得力，在省內嚴密布控，禁止撚黨公開活動，殺掉不少帶頭鬧事的人。此後，他在兩江總督任上，仍舊大力緝捕撚黨和白蓮教徒，一時間撚黨大有銷聲匿跡之勢。

道光九年河南旱災嚴重，災民饑民遍地，各地的撚黨隨之大起，最後發展到淮安、廬州等地撚黨用大炮、擡槍進行大規模武裝搶劫的事情。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威望日降，內部統治虛弱，各地撚黨的搶劫、走私活動更加猖獗，並時有沖入官衙劫搶官銀事件的發生。

道光二十七年，山東撚黨已經有不少上百人的大股武裝，頭目們自號“仁義王”、“順天王”、“大將軍”，哄哄亂起，大有明末之風。

有組織有編號的隊伍——由撚黨到撚軍

一人呐喊，天下大亂。每個王朝末期總是這樣，社會矛盾發展到極致時，總要先出來一個挑頭的，然後多米諾骨牌效應就會出現。洪秀全在廣西搞事，河南、安徽一帶的撚黨乘機大起。鹹豐二年，由於皖北饑荒嚴重，張樂行趁機拉起了萬把人的隊伍。

張樂行是安徽雉河集人（地處蒙城、亳州交界處），他本人不是窮人，乃一方地主出身，為人慷慨俠義，多招亡命不法之徒，完全就是個“水滸”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