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美麗而殘酷的東方“新世界”——為“大清國”個人奮鬥的洋人：華爾（附戈登）（第5/20頁）

上海城最危急時刻，冒險家華爾正在巴黎養傷。待他傷愈歸來，上海局勢大變。自北京得勝乘艦而歸上海的英國海軍將領何伯（Hope）,施施然乘船至南京，與太平天國“講價”，逼迫對方開放長江流域的茶葉和絲綢貿易，並要求西方人享有上海周邊30英裏範圍的絕對自治權。

雙方談崩，何伯拂袖而歸。回上海後，他與當地的法國海軍將領蔔羅德（Protet）一起上報各自的政府，準備與清政府一道打擊太平軍。

在此，我們可回顧一下西方列強一直以來對太平天國的態度。

早在1853年太平軍攻克武昌之後，出於本身的商業利益，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就向英國駐香港總督兼使華全權大使文翰遞送了一份秘密報告，希望英國政府盡快采取措施阻止太平軍勢力的擴大。

當今韃靼王朝（即清王朝）正為中華帝國作殊死鬥爭，皇帝軍一直表現無可否認的錯誤與怯弱性，除非叛軍表現更加嚴重的錯誤與更大的怯弱性，再不然，除非有外力援助，那末，這個王朝必然覆滅……這是唯一的結論。……其結果未必就會由另一個皇帝登上鹹豐的寶座，可能性更大的，也是更為悲慘的結果，似乎倒是一個長期自相殘殺的內戰，以及由此而來的帝國的全部瓦解。所謂悲慘，無論就全國財富而論，或就與外強維持任何永久性商務關系而論，都是一樣的。向（榮）要求這兒的道台（吳健彰）派遣外國劃艇（盡管這種船只還是由廣東和福建水手駕駛的）上駛長江，開到南京上遊皇帝軍所選定的作戰基地附近去，這件事情清清楚楚地說明了，對於皇帝軍將軍們可以給予何種援助，援助的兵力可以用到什麽區域去，而叛軍的進展也是極可能永久擋住的。

法國為了宣傳天主教，英國為了兩千五百萬英鎊左右的商業投資和每年約達九百萬英鎊的英印稅收，是否把當前的時機看做一個機會，以無限制進出最僻遠的禁區為條件，把皇帝從迫在眉睫的瓦解情勢中援救出來，從而大大地擴張自己的活動領域，我是無從斷言的。不過在這樣一封機密文件裏，或許我也不妨促請閣下注意，情況是何等的微妙，憑三四只輪船與兵艦，英國只要小有作為便會產生決定性的作用，獨斷自己的要求條款，其事是何等的輕而易舉而又何等的確信無疑呵！

最後，根據我所得到的一切情報，我以為，這已經不是單純地武裝調停或武裝幹涉可否擴張我們利益的問題，而是不去及時地堅決地采取這類行動，則那些利益——商業的稅收的——會不會被政治的解體和無政府狀態所徹底毀掉的問題了，而只要及時行動，我們卻又是有力量扭轉這樣局勢的。（《1853年2月26日阿禮國給文翰的報告》）

南京被太平軍攻陷後，英國上海領事館人員密迪樂也向阿禮國遞交報告，表示說滿清即將完蛋：

所有我得到的情報，都加強我此前已經說過的那個信念：叛亂運動乃是中國人民反抗滿洲人繼續統治——或者毋寧說是延長暴政——的一種民族運動。滿洲人在帝國南半部的權力已被顛覆，一去不復返了。這個時候外國人站在清方去幹涉其事只能有一個結果，就是無限期拖延敵對行動和無政府狀態的時間；假如外國人不加幹涉，很可能揚子江流域和南部各省很快就會歸入一個純粹漢人王朝的統治之下。按照民族的、古老的治國之道治理下去，成為一個內部堅強的國家。（1853年3月26日密迪樂《上阿禮國領事書》）

但是，阿禮國、密迪樂等人只代表西方人的一種意見，還有不少人是感到興奮。因為，即使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由於中國人的傳統習俗以及朝野對洋人的仇視，西方人發現他們根本在中國獲取不到先前想像中的那種巨額利潤，商業拓展舉步維艱。清朝官吏更是明助暗阻，使得洋人們感到十分不爽。南京太平天國“新”政權的出現，首先使西方教士們一時間奔走，興奮莫名：在古老中國，終於出現了一個基督教教門兄弟建立的政權！

洪秀全方面也非常惦念同教門的“洋兄弟”。在占領南京的第二天，他就派人持著信跋涉至廣州，向各國公使遞送公函示好。所以，英國駐華全權大使文翰親自到訪太平天國，法國、美國公使也不甘人後，紛紛到訪這個看上去就要推翻滿清（至少與滿清平分秋色）的南京新政權。

可笑的是，東王楊秀清因勝利頭腦發昏，仍舊以中國傳統的“中央王朝”自居，在南京借故不見文翰，以自上而下的姿態給文翰送去一份“誥諭”，內容無外乎以下的自大：“爾海外英民不遠萬裏而來，歸順我朝……深望爾等能隨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業，而報答天父之深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