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第5/25頁）

　　蒙田說，“老年有這麽多缺陷和愚蠢，又這麽容易受人恥笑。一個老人能夠得到的最好收獲不過是家人的仁慈和愛，統領和敬畏已不再是他的武器”，雖然沒有人敢於恥笑皇帝，乾隆自己卻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可笑。年過七十之後，“昨日之事，今日輒忘；早間所行，晚或不省”。還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皇帝早膳已供，而不過霎時，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進，而皇帝亦不覺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清制禮帽分涼帽暖帽兩種，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換。一次皇帝從熱河回京，天氣稍冷，皇帝就換上了暖帽，群臣紛紛效仿。過幾天，天氣又暖，皇帝又戴涼帽，大臣們也忙著換帽子。皇帝奇怪大臣們為什麽這麽換來換去，仔細一想才恍然大悟，苦笑著說：“不怨大臣，是朕年老所致也。”

　　精力也顯然不濟了。原來軍務緊急之時，從早上五點鐘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點看剛剛送到的情報，大腦高速運轉，從不疲倦。而此際，只有早上一兩個小時頭腦可稱清楚，能夠處理復雜的政事。過了這段時間，生命就已經進入半睡半醒狀態，不論怎麽以意志去強催強喚，都調動不起精神。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之後，皇帝又增了失眠之症。“寅初已懶睡，寅正無不醒。”（《清高宗禦制詩五集》卷十《少寐》）“年高少寐，每當醜寅之際，即垂衣待旦，是以為常。”

　　越是曾那麽酣暢淋漓地品嘗過青年快樂的人，越是難以抵受晚年的凋零之苦。年輕時的大腦，如同鏡子一樣清晰，讀書過目不忘，理事絲絲入扣。舉凡一政，乾隆能從頭腦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遺訓直到大臣奏議裏勾調出全部資料，加以迅速整合、對比、加工、提煉，在第一時間得出準確而高明的結論。到了晚年，這面鏡子已經霧蒙蒙一片，照什麽東西只能顯出個似是而非的輪廓。過去頭腦中堆積如山的資料，如今已經丟失了索引，如同一個散亂的倉庫，想尋找點什麽，只能深一腳淺一腳地艱難跋涉，偶爾巧合，瞎貓碰到死耗子一樣找到一兩件東西，更多的時候，則是費盡力氣，耗盡時間，把這個倉庫翻得昏天黑地，仍然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精神之光，原來可以燭照上下古今，縱橫萬裏，如今只能記得三五天之內的奏折和一些特別重大的事件，大腦如同一台用得太久的機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經過度磨損，相互只能勉強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錯誤接二連三，因而處理政事的準確度大大降低。

　　皇帝是沒有退休制度的。晚年的乾隆，精力、健康和智慧只剩了年輕時的幾分之一，然而他的任務和職責卻一分沒少。如同一頭衰病殘疾的老牛，仍然要拉著沉重的大車，傾覆是遲早的事。

　　隨著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發生了明顯變化。

　　心理學家說，人到老年，由於身體機能越來越退化，性格往往由外傾轉於內向，主動轉於被動。壯歲之時，心雄萬夫，通常以主動進取之態面對世界。進入老年之後，力不從心之感日甚一日，遂常以防禦心態應對外物，求穩怕亂，易變得被動、隨和。

　　皇帝雖然從中年起就一目不好，晚年更兼老花，但批閱章奏，閱覽書籍，仍然不願戴老花鏡。大臣們進獻了許多花鏡，他都“屏而弗用”。並且因此寫了一首《戲語》：“半見還當半不見，半聽亦可半不聽，此雖俗語合至理，執兩用中法舜經。”意思是說，凡事不可求全，也不必明察太甚。一目視力不佳，他正樂得因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正符合“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這首詩固然是一時玩笑之作，其實正深刻地反映了乾隆從中早期的察察為明到晚年難得糊塗的心態變化。

　　面對如小山一樣的奏折，皇帝越來越感覺不堪重負。他開始一再強調地方官員匯報情況時，要語言簡明，並時以奏事瑣細“徒滋煩擾”而對有關官員嚴行申斥。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壯年時的皇帝經常呵斥的是官員們奏事的不細不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後，為了適應自己的身體狀況，皇帝處理政務的時間大大縮短。當年九月，他以“優眷老臣”為名，準三品以上官員年過七十者日出後進朝。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以後，這一規定又擴大到全體在京官員，“俱著於卯正到齊，亦不為遲”。

　　早年峻烈無情的皇帝，晚年心態變得越來越寬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樣，疾惡如仇，除惡務盡。相反，他樂於施恩，樂於原諒別人，樂於聽到別人的感恩頌揚之聲。乾隆中前期，對臣下的獎賞比較謹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提督常青因為士兵擊賊有功，各賞銀牌一面。這樣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訓斥。乾隆說，此獎過當，“可恨之極”。然而到了晚年，他卻經常進行無原則的濫賞。即所謂“賞宜從厚，從不肯使勤勞者稍有屈抑”。（《乾隆起居注》）嘉慶後來說：“近年皇考聖壽日高，諸事多以寬厚，凡軍中奏報，小有勝仗，即優加賞賜；其或貽誤軍務，亦不過革翎中飭，一有微勞，旋經賞復。雖屢次飭催，奉有革職治罪嚴者，亦未懲辦一人。”（《清仁宗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