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字獄——盛世須用重典（第2/34頁）

　　作為一個力圖以權力籠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熱愛的是秩序和穩定，最恐懼的是民眾的自發性，但有時他也主動深入群眾。比如這次南巡途中，他望見衣衫襤褸的百姓，會叫到駕前，細細盤問何以窮困，並命加以賞賜。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詢問則可，底層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動向他揭發地方官的錯誤，卻使他十分不快。國家政治的運轉一定要在嚴格的政治紀律基礎之上，百姓有了冤屈，應該按規定層層上訪，不應該直接找到皇帝這裏。“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協，督撫司道，昭布森列，自當據實陳訴，靜聽審理，何至無所控籲”？

　　對於這些告禦狀的人，他一直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也許他們所說都是實話，但他們的眼神裏透露的卻都是執拗和不馴服。敢於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敢於和皇帝的眼睛對視，可見他們平日就並非安分守己之輩。如果天下滄海橫流，正是這些人會鋌而走險。對他們進行鼓勵，無疑是給國家政治埋下不穩定因素。因此，歷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歡搞一些禦前判案為民申冤的“政治秀”，乾隆卻從不這樣做。

　　這兩個災民的出現，讓他相信了彭家屏的話有所根據，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公然說謊的。但古往今來，上訪的處理原則不變。他一紙批文，把這兩個人轉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命他認真審理。

　　就在第一起告禦狀事件發生兩天之後，四月初九，皇帝一行走到山東鄒縣，突然路邊又冒出一名告禦狀的人，同樣是衣衫襤褸，同樣是一口豫西口音。一問之下，居然又是河南夏邑人，名叫劉元德，也來投訴自己的父母官辦賑不實。

　　乾隆皇帝臉色一下子變得十分冷峻。

　　連續兩起夏邑人告狀，觸動了他的敏感神經。聯想到彭家屏同樣也是夏邑人，這難道僅僅是巧合嗎？在乾隆的政治生涯裏，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連續兩起同一目的的告禦狀事件。習慣於危機思維和陰謀思維的皇帝第一時間判定，這很可能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活動。也就是說，很有可能是退休官員彭家屏在背後策劃，讓這些普通百姓不斷出面，利用這次旱災，來扳倒他們不喜歡的夏邑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

　　如果是這樣，那麽事情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由一件普通的百姓告禦狀演變成了地方縉紳利用和勾結普通百姓，企圖扳倒朝廷命官的政治陰謀。如果真的這樣，那就是帝國政治生活中一個極為不祥的新苗頭，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顛覆帝國政治秩序。任其發展，必然成為一種政治惡疾。

　　向來注意防微杜漸的皇帝決定要斬釘截鐵地鏟除這個苗頭。

　　皇帝命人把這個劉元德鎖起來，細細審問。他決心把那個他素來不喜歡的彭家屏從這起案件背後挖出來，最好釀成一樁震動天下的大獄，殺一儆百，因為大清天下此刻特別需要一記有力的警告。

　　在欣賞自己盛世治績的同時，皇帝也分明預感到，大清王朝危機四伏。

　　造成大清王朝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壓力。

　　人口增長本來是乾隆盛世的最有力證據。但與歷史上其他盛世不同，乾隆盛世卻是一個貧困的盛世。大唐開元盛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而據說文景之治時，中國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戶戶都騎馬，而且全騎雄馬，誰要是騎雌馬或者小馬都會遭到眾人嘲笑。《史記·平準書》載：

　　至今上（指漢武帝）即位數歲，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都城）鄙（邊遠地方）廩（糧倉）庾（露天谷倉）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穿錢的繩子）朽而不可校。太倉（京師的大倉庫）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雄馬）字牝（母馬）者儐（排斥）而不得聚會（當時人皆乘雄馬，有雌馬雜處其間，便互相踢咬，故被斥於外而不與同行）。

　　乾隆盛世中卻絕沒有類似的記載。《興國縣志》載，乾隆年間，陜西許多農民“每歲必賣食買衣，因衣之費，而食已減其半，其艱於食者固自不少，而缺於衣者抑已良多”。洪亮吉也說，乾隆晚年和嘉慶年間，農民“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

　　為什麽如此呢？原因其實很簡單。乾隆年間的糧食總產量雖然創了歷史最高，但人均下來，卻處於歷史落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