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盛世之巔（第3/17頁）

　　乾隆深深懂得貧富差距過大是社會動亂的源頭，所以他采取了許多照顧最底層民眾的措施。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繼位為君三月余的弘歷，下達了“勸減佃租”的諭旨。他在諭中講道：“我減免農業稅，地主所得到的好處居多，那些無業的貧民，租種別人土地，終歲勤勞，但是卻得不到我的恩澤，還是要按原來的比例交納地租。這無疑不合適。如果這些受朕恩惠的地主，把所受的恩惠讓一半給佃戶，那就最好了。”

　　因此，乾隆一朝經常命令各地官員勸諭地主減輕田租，對那些讓租者，加以鼓勵。他認為，這樣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盛世。“朕視天下業戶、佃戶，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業戶沾朕之恩，使佃戶又得拜業戶之惠，則君民一心，彼此體恤，以人和感召天和，行見風雨以時，屢豐可慶矣。”

　　除了免稅救災、鼓勵墾荒等措施之外，乾隆皇帝在興修水利工程，推廣紅薯、玉米等高產作物，鼓勵人口流動方面都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每項工作的成果都超越中國歷史上其他帝王。

　　有人說，乾隆年間的人口增長並不是中國出現的個別現象，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規律。整個18世紀，全世界的人口從6.41億增長到了9.19億，增幅高達43%，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種現象的出現，主要是得力於紅薯、玉米這兩種“18世紀的食物革命”。

　　確實，紅薯、玉米是推動乾隆“全盛”的兩支有力的助推火箭。乾隆皇帝在這兩種作物的推廣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北方大力推廣紅薯種植，並鼓勵人們研究紅薯種植法。最先到山東、河南推廣甘薯種植技術的福建監生陳世元，得到皇帝恩賞的國子監學正之追封。而地方官陸耀因為編寫《甘薯錄》而被晉升為湖南巡撫。在皇帝的勸諭下，川、楚、陜、皖、桂等省“延山漫谷，皆種玉米”。經乾隆一朝的倡導，紅薯、玉米已經成為中國貧苦農民的基本口糧。

　　當然，我們不能說乾隆全盛主要是這兩種植物的功勞。在乾隆60年的統治生涯中，中國的人口增長了一倍，確切地說，增長了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個百分點。18世紀初，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為23.4%，到這個世紀末則達到了34.06%。除了食物革命，另一功勞歸於水利，由於乾隆年間特別是中前期政治紀律清明，國家執政能力強大，黃、淮、永定河、浙江海塘都得到了空前有效的治理，各省主要河道也都得到了疏浚，在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發展農業生產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乾隆朝農業發展的標志性成績是全國糧食產量的增加。據吳賓《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中國歷代口糧總量發展呈總的上升趨勢。其中秦漢為417億斤，唐代為626億斤，宋代為835億斤，明代為1392億斤。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躍而達2088億斤，並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正是農業的成績，使乾隆朝的人口發生爆炸，支撐各項社會經濟發展指標達到中國歷史的極峰。

　　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多數時間在數千萬左右，只有少數幾個歷史時段突破過一億。經過康熙、雍正兩個承平時代，中國人口已經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進行的第一次全國規模的人口普查結果是共有人口14341萬，由於經濟繁榮，農業發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萬，50年裏翻了一番。

　　二 “盛世”的武功（1）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一匹高大消瘦的驛馬穿過西便門，風馳電掣般直奔大清門。

　　驛馬送來的是萬裏之外定邊右副將軍富德的捷報。他向皇帝匯報說，天山南北所有叛亂都已經徹底平定。這片不馴服的土地經過連續四次大軍踐踏，終於服服帖帖，不再心存異志。

　　這場勝利，是從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開始，三代皇帝七十多年努力的一個漂亮結局。天山南北以及巴爾喀什湖一帶從此盡入大清版圖，被稱為新疆。兩朝遺志終於被圓滿實現，清王朝最大一塊心病被徹底根除。消息傳來，四十九歲的乾隆悲喜交集。他立刻連續拜謁了景陵和泰陵，向康熙和雍正皇帝匯報這一喜訊。望著雍正皇帝留下來的寶劍，他不禁悲從中來，痛哭出聲，因賦詩道：“質明峰樹辨陵園，趨謁松宮冠劍存。敢曰志成蕩鹽澤，亦雲功定靖花門。凡茲萬裏遐宣武，總荷九天默佑恩。二十五年如一瞬，鼎湖回憶痛難言。”

　　這場勝利確實來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