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盛世之巔（第2/17頁）

　　正如同對顏氏母子的特殊處理一樣，凡事斤斤計較、察察為明的皇帝，獨獨對賑災中的跑冒滴漏“難得糊塗”。發生災害時，他寧肯地方官報得嚴重一點、誇張一點，因而發生冒賑、濫賑之弊也不追究。他最怕的就是他們賑災不力，因此他多次說“辦賑理宜寧濫勿遺”。對於那些舍不得花錢救災的地方官，乾隆深惡痛絕。乾隆十七年（1752年），山西部分地區受災，巡撫阿思哈舍不得動用國庫銀兩，就勸富戶出錢救災。皇帝十分生氣，說：“此奏實在卑鄙錯謬之至，朕實駭聞。”不久就罷了他的官。

　　考察乾隆歷年救災，確實是認真從事，不惜巨款。乾隆七年（1742年）皖北大水，災民達二百二十萬。乾隆特批當時國家全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即白銀二百九十萬兩、糧食二百二十萬石救濟。乾隆十八年（1753年）左右，戶部把乾隆即位以來用於救災的錢和前兩任皇帝做了對比。報告說：“雍正十三年之間，江南賑災款項，共用了一百四十三萬兩，已經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就已經用了二千四百八十余萬，糧食也是二千多萬石。”負責漕運的官員也提醒皇帝：“康熙年間共截過漕糧二百四十萬石用來救災，雍正年間也不過二百九十萬石。可是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已經高達一千三百二十多萬石。”事事號稱法祖的乾隆看到這個數字也很吃驚，說：“朕遇到偏災，即有人饑己饑人溺己溺之懷，不能自已。也想不到竟然動用了這麽多漕糧。”（《清高宗實錄》）吃驚雖然吃驚，但是慷慨仍然慷慨。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全國性災荒，乾隆手忙腳亂，晝夜不息，批示各地，或令截留漕料，或令開放谷倉，或令發給銀兩，或令減價平糶，或令興工代賑。皇帝說：“朕廑念民依，如傷在報。”這一年用來賑災的銀兩，高達一千四百萬，占國家全年財政總收入的三分之一還多。

　　雖然乾隆年間的救災也無法避免人治社會中常見的侵吞幹沒，層層盤剝，但是縱向比較中國歷史，仍然可以肯定地說，乾隆是傳統社會中采取救災措施最為得力的統治者。

　　清代皇帝一直以明朝為他們的前車之鑒，而明王朝給他們的最大教訓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誰都知道，清朝得以入關，是撿了個大便宜，明王朝實際上是被饑餓的農民顛覆的。而顛覆的直接原因，就是對農民剝削過重。萬歷年間加派三餉，每年從農民身上多搜刮一千多萬兩白銀，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代皇帝經常講，明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歷。

　　熟讀歷史的乾隆知道，饑餓的農民是國家最危險的敵人，而溫飽了的農民則是皇權最堅定的支持者。為了江山萬代，乾隆必須減輕對農民的剝削，使絕大多數老百姓有飯吃。這是國家政治的重中之重。

　　統治者的自我克制，在乾隆身上表現得比較明顯。乾隆一朝鼓勵農民開墾荒地不遺余力，但是出發點卻僅僅是為了百姓生計，而不是為國家增加稅收。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就在《大清律例》中增加了新的一條：“各省官員不得再重新丈量農民土地，也不得強令農民向官府匯報自己開墾的荒地。”這其實就是宣布，農民新開墾出來的土地，永遠不用給國家交稅。乾隆年間，由於皇帝鼓勵墾荒，全國耕地已經超過了十億畝。但是乾隆年間的國家稅收，始終只按七億多畝征收。誠如乾隆所言：“民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民於正供之外，留一分盈余，即多一分蓄積，所謂‘藏富於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此也。”

　　乾隆登上皇位後所做的第一個重大決定，就是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免除拖欠多年的農業稅。在即位詔書中，乾隆宣布，凡是拖欠了十年以上，也就是雍正三年以前所欠的農業稅全部免交。僅僅過了20天，皇帝再次頒旨，宣布去年以前，即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有未交的農業稅，一律免除。大清帝國的子民們，特別是眾多貧困人口，是擺脫了多年沉重的欠稅負擔進入乾隆時代的。這在以農業稅為主要財政收入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影響非常巨大的決定。

　　在此後漫長的60多年統治中，乾隆帝多次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農民的農業稅，從而使自己成為中國歷史上減免農民稅款最多的皇帝。他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十五年（1770年）、四十二年（1777年）、五十五年（1790年），以及嘉慶元年（1796年），先後五次，普免全國錢糧，共少收農民白銀1.4億兩，糧食1200萬石。這白花花的銀子和沉甸甸的糧食，原本都是他愛新覺羅家的法定收入，是可以歸他任意支配的。如此手筆，不可謂不闊綽。據《清代國家與社會》一書提供的數字，乾隆一朝所減免的農業稅總數為2.0275億兩白銀，是中國歷朝之冠。如果粗略地以一兩白銀折人民幣200元計算，可合今天幣值405億元人民幣。如果說這個數字仍不夠直觀，那麽我們再用另一個數字來表述一下：乾隆減免的農業稅占乾隆朝財政總收入的7.57%。而我國於2005年宣布免除全部農業稅，其占全國稅收收入的比例不過是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