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劫難逃：張獻忠（第5/30頁）

　　他擔心以下抗上的“風”一開，會威脅到“綱紀”，逐漸動搖大清的基礎。對此類群眾鬧事，他必親下諭旨，屢屢強調“此等刁風，不可長也，當嚴拿務獲首犯奏聞”，“嚴行究治，以懲刁風，毋得稍存姑息”，“刁風由茲斯長，不可不為遠憂也”，要求各地官員務必把動亂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

　　關於民眾與政府的糾紛，乾隆講過至為精彩的話：“州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訐其父母，朕豈肯聽一面之詞，開挾制之風？譬如祖雖愛其孫，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官員是民之父母，那麽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雖然愛孫子，但是絕對不會助長孫子反抗其父母的惡習；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就會反抗祖父。

　　這就是專制統治的邏輯。

　　在專制思維的禁錮下，政府面對百姓，永遠是一副嚴厲的面孔，絕不認錯，從不退讓，永遠保持著不斷逼近的姿態。百姓面對官府，永遠是一種恐懼、躲避和馴服的表情，只有永遠不斷退卻、無限度忍讓這一種選擇。一方過於蠻橫，缺乏約束，一方過於懦弱，缺乏自我保護能力。在這樣一個沒有自我糾錯能力的社會裏，當官進民退到逼近生存這一底線時，只剩下造反這一種可能。

稀裏糊塗的起義

　　造反，在現代漢語裏是最雄性、最革命、最光榮的詞匯。然而，在舊時代的語言裏，卻是最醜陋、最罪惡、最讓人避之不及的兩個字。

　　造反不僅意味著一個農民要冒滿門抄斬的風險，而且要與他自己的世界觀、道德規範或者說“綱常”為敵。與我們高喊的“造反有理”相反，廣大農民們受的教育是“造反有罪”。正如宋江所說，上山入夥，“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

　　只有死到臨頭時，農民們才會把手伸向了身邊那本來伸手可及的糧食：

　　“民有不甘心死亡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間有（被捕）獲者亦恬不知畏，曰：‘死於饑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如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

　　反正怎麽都是一個死，相比之下，餓死和做強盜被殺死相比，還是被殺死為好。因為死前，畢竟能飽食幾天。

　　中國的農民“起義”，更多時候是一種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後的歇斯底裏，而不是一種有計劃、有意識、有組織的行動。

　　一人帶頭，群起響應。在大多數情況下，缺的只是“出頭的椽子”。

　　這些“起義領袖”們，其實不過是一群被饑餓折磨得喪失了理智的人。

　　他們中並沒有誰想到自己的行為是“起義”。然而，從搶到第一袋米開始，他們就成了盜賊，成了最罪惡的人，他們稀裏糊塗中，發現自己居然成了整個社會的敵人和獵物，成了官兵圍剿的對象。他們只好隨手拿起身邊的菜刀和鋤頭，試圖抵抗一下。

　　於是，“起義”開始了。

一支沒有番號的人馬

　　這是一支什麽樣的隊伍呢？他們沒有番號、旗幟，沒有盔甲、武器；他們穿著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衣服，手裏握著菜刀、鋤頭、扁擔，前頭還趕著自家的一頭小毛驢，驢上面坐著老婆孩子。一位曾經被農民起義軍擄入軍中的讀書人，這樣回憶他的見聞：“又服飾不經，或戎服，以白繒纏首。或紗帽補服，文武九品互用；或取神廟金色襆頭及龍袍著之。而其下參遊都守備則尤不倫，有衣冠至璀璨者，有襤褸類乞丐者，每朔望則雜沓而至。”

　　這支龐雜的隊伍看上去人數眾多，其實真正能參加戰鬥的並沒有幾個。

　　他們的主要興趣是糧食和財物，吸引他們這支部隊的是前頭的土圍子、大莊院、小城鎮，促使他們攻下了土圍子之後，又迅速啟程的是後面尾隨不舍的官兵。

　　被逼到絕路的他們不得不回過頭來面對正規軍。兩軍交接，多數是這些業余戰士一敗塗地，於是，頭顱如砍瓜切菜般在地下滾動，人們四散奔逃，一支看起來聲勢浩大的隊伍就此消失。也有一些時候，這些猶鬥的困獸在臨死關頭突然暴發出驚人的能量，他們舍命反擊，讓那些虛驕的官兵反倒大吃一驚，亂了陣腳，敗下陣去。

　　驚魂初定的起義隊伍發現，那些武器精良的官兵戰鬥意志其實並沒有他們強烈。隨著勝利的增多，他們的自信心日益增長，經驗越來越豐富，號召力越來越強，於是漸漸成了一支勁旅，有了被以“賊”或“匪”的惡名寫進方志野史甚至正史的資格，並且開始在地方甚至帝國掛號，勞動地方大員，日夜與他們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