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劫難逃：張獻忠（第3/30頁）

　　就連在《水滸傳》中，那些用理想的筆墨塑造出來的好漢們，也視“洗蕩”村莊為常事。宋江攻下有“一二萬人家”的祝家莊後，立刻“與吳用商議道，要把這祝家莊村坊洗蕩了”。只因石秀說道，祝家莊裏有一個老人，曾經給梁山好漢們指路，“不可屈壞了這等好人”。宋江這才大發善心，喚來老人，對他說：“不是你這個老人面上有恩，就把你這個村坊盡數洗蕩了，不留一家。因為你一家為善，以此饒了你這一境村坊人民。”

　　對農民起義軍的軍紀作風，其實不能苛求。這些好漢們拿起刀槍前，手裏握的是鋤頭。他們文化素質低下，聚集在起義的大旗下，絕大多數情況下並不是為了什麽“綱領”，而僅僅是因為饑餓。很難想象，僅僅因為握住了武器，他們就會從“愚昧狹隘”的中國農民瞬間化蛹為蝶成“革命戰士”。

農民起義的本質

　　中國的農民起義，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

　　中學歷史課本上說農民起義是歷史前進的“動力”。故自秦始皇以來，每隔百十年，華夏大地上就會有一次農民起義來“沉重打擊地主階級的統治”，“調整生產關系”，“迫使後繼王朝調整統治政策”，“推動歷史前進”。

　　那些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人們耳熟能詳：陳勝吳廣、紅巾黃巾、瓦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這些大型起義之外，地區性、局部性的起義更是遍布中國歷史的每一頁。僅清朝二百多年間，散見於《清實錄》的農民起義在三百次以上。

　　然而，略翻一下世界史，人們就會驚奇地發現，“農民起義是歷史前進的動力”這一規律只在中國有效。西方的農民起義為數甚少。西歐從八世紀起，史書上才出現農民起義的記載，從那時起到十六世紀八百年間，幾十個國家裏數得上的農民起義總共不過七八次。

　　西方沒有一個王朝是被農民起義推翻的。西羅馬帝國存在了一千多年，內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銳，但沒有發生一次導致改朝換代的全民族革命。

　　中國的農民起義使命是改朝換代，規模巨大，破壞力驚人。而西方農民起義則更像是一種社會運動，破壞性遠較中國為小。997年，諾曼底地區的農民舉行過一次大起義，一位編年史家記載說，這次起義的原因是農民要“按自己的法規來使用森林附屬地和水源”。1024年，法國布列塔尼起義，以恢復古老的村社制度為目標。1525年，爆發德國農民戰爭，主要目的是宗教述求，為了增進“上帝的榮耀”，實現“基督教弟兄之愛”。

　　如果把起義簡單地等同於革命，我們幾乎可以推導出這樣的結論：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最關心政治的農民。

　　可事實顯然不是這樣。眾所周知，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強、最能吃苦、最能承受社會不公正的一個群體。

　　這樣的人群甘願以生命為代價來選擇起義，解釋只能有一個：走投無路。

農民和農奴的區別

　　中國農民被稱為“民”、“百姓”，而西方農民被稱為“農奴”。從字面上看，中國農民的社會地位遠高於西方。然而，事實卻是相反。

　　中國農民是世界上被控制得最嚴密的一個群體。

　　早在商鞅和孟子的時代，政治家們就已認定，只有讓農民處於既不“轉死溝壑”，又無“余粟”、“余力”、“余智”去“舍本而事末”，使他們世世代代“死徙無出鄉”，才能保證天下太平。從極早開始，中國政治家們就發明了“戶口制度”和“保甲制度”這雙重控制體系，天涯海角內的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被毫無遺漏地織入帝國行政網絡之內。

　　在這個控制體系中，居民們一生下來就被登記注冊，不許隨便遷移，不許隨便改變職業，並且相互監視，實行連坐。一家有罪，鄰裏遭殃。

　　這種控制，實際上比西歐那種莊園農奴制度對農奴的束縛要嚴密得多。

　　與此同時，歷朝政府又堅持不懈地阻斷民間社會自發組織的渠道，厲行打擊民間的宗教組織和集會結社行為，使農民在政治上永遠處於一盤散沙狀態。比如元朝政府，禁止漢人劃龍舟、趕集、夜間點燈。靠白蓮教紅巾軍起家的朱元璋，登基後立刻取締了白蓮教。大清律則明確規定，百姓之間結拜兄弟是犯罪行為。

　　如此嚴密的社會控制，目的當然是為了“萬世一系”，為了能夠最大限度地剝奪農民們的財富以供養自己。中國政權對農民征課的各種租稅，實際上總是遠遠超過官方字面上的“十五稅一”、“三十稅一”之類的限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