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劫難逃：張獻忠（第4/30頁）

　　從戰國到明清，兩千多年間，中國的農民，只有在農民起義後建立的新王朝初期三十年內，能夠溫飽之後，略有所余。而其余大多數時期裏，都處在為溫飽而奮鬥終生的處境之下。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和歐洲農奴比起來要低很多。

　　據學者推算，中國農民去掉賦稅後，人均占有糧食通常低於六百四十斤。而在中世紀歐洲，一個農奴的年糧食消費量就達到一千零七十斤。而且，就連這低水平的生存，也多次被大的自然災害和社會動亂所打斷。

　　專制權力發展的規律只能是越來越貪婪。尤其是每當一個王朝進入它的中後期，龐大的官僚機器和官僚隊伍總是要像腫瘤一般進入無法抑止的膨脹階段。與此同時，人口越來越多，人均占有資源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線下。餓殍遍地，鬻兒賣女，是每一個王朝末期必然出現的悲慘景象。

刮人肉者如屠豬狗

　　在明末，農民們被逼到了一個什麽樣的角落？

　　關於那時社會危機的記載和描述已經太多了，在這裏只需要引用下面兩例資料：

　　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官員吳應箕在一封信裏，談到他途經河南真陽的見聞：“今天走了四十裏路，這四十裏，都是廢耕之田，一望皆黃茅白草，兩邊的村莊都成了廢墟。我問當地人，問為什麽不耕種。幾個人同聲說：‘差役太重，承受不了，只好逃亡去了。人走了，地自然就沒人種了。’當地人說，一家逃走了，他家的差稅就被歸到他本家或者親戚名下，久之，本家或者親戚也沒辦法，也逃了。剩的人越少，每家承擔的差稅越重，一來二去，全村都逃光了，就造成如今的現狀。”

　　在政府的過度榨取下，農民們無法承受農業稅的重壓，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這尚是承平年景所見。而災荒一來，農民就更無路可走了。

　　萬歷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山東諸城縣舉人陳其猷（yóu）進京會試，途經災荒地區，依據親身見聞，給皇帝上書：“臣自正月離家北上，出境二十裏，見道旁刮人肉者如屠豬狗，不少（稍）避人，人視之亦不為怪。於是毛骨懍懍。又行半日，見老嫗持一死兒，且烹且哭。因問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嫗曰：‘此吾兒，棄之且為人食，故寧自充腹耳。’臣因此數日飲食不能甘。”

缺乏彈性的權力

　　西歐的農奴不僅比中國商周時候的“眾人”、“農夫”具有高得多的獨立性，就是較之秦漢以後的“百姓”也擁有較大的自主活動余地。他們吃的是面包和肉。他們當然也有可能受到過度的侵害，但由於西方社會從來沒有發展到如中國這樣高度一元化和高度剛性的程度，農民們在與領主利益發生沖突時，往往有各種反抗的渠道，比如聯合起來向國王進行請願。

　　歐洲國王們的王權是脆弱的，國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來與貴族博弈。這樣，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契約關系。當內部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時，被統治階級有渠道進行訴求，不同利益集團會坐到一張談判桌上來協調各方的關系。這就是西方社會沒有中國這樣多而且劇烈的農民起義的原因。

　　中國農民卻沒有類似的訴求渠道。他們是被取消了嘴巴並且被分割成一盤散沙的“沉默的大多數”，是社會中最容易受損害的群體。他們沒有組織起來推舉自己的代言人來與其他階層博弈的可能，而“青天大老爺”在史書中出現的次數又太少。

　　攔轎喊冤，進京上訪，不但困難重重而且成功的幾率實在太小。在忍無可忍之時，他們也會自發選擇聚眾示威甚至小規模暴亂等手段來進行抗爭。

　　然而，不幸的是，他們的抗爭幾乎從來沒有成功過。這種自發組織起來的行為，觸發了歷朝統治者的大忌，帝王們對這類行為從來都是嚴厲打擊，絕不手軟。

　　讓我們來看一個典型案例。

　　乾隆皇帝統治後期，由於人口激增，地租迅速上漲，在帝國許多地方出現了佃戶要求減租的社會風潮。一開始，這種訴求是和平的，通過直接向縣令跪求或者罷市的方式進行。然而，官府不是不聞不問，就是敷衍過去。

　　於是，有的地方采取了比較激烈的行動。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福建上杭縣民羅日光等人“聚眾會議”，暴力抗租。群眾性的暴力事件觸動了帝國最敏感的政治神經，這一事件立刻被報告到皇帝那裏，乾隆很快專門下達了諭令：

　　借減租起釁，逞兇不法，此風斷不可長，著嚴拿從重究處，以懲兇頑，毋得疏縱……乾隆皇帝本人是一個非常重視民生的君主。他當政時，曾多次普免天下錢糧。甚至，在詩文中對饑腸轆轆的百姓也頗具同情、憐憫之心，至於“所愧澤末薄”“展轉增嘆息”一類憫農自責之句更是比比皆是。但是，當“安定”與“百姓疾苦”發生沖突時，他毫不遲疑地選擇了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