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朱元璋之死：最後一道可怕的命令（第4/5頁）

　　然而在一治一亂的表象下面，卻湧動著兩股方向相反的歷史暗流。

　　在歐洲大陸，從十四世紀起，漫長的死氣沉沉的中世紀統治開始支離破碎。由於教皇和國王們忙於爭權打仗，無暇管理地方事務，許多城市從封建統治中脫離出來，獲得了獨立。這些城市居民們集資向國王們購買了自治權，可以組織自己的市政廳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當時的一句俗話所說，“城市的空氣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裏，人們不再向國王貴族們卑躬屈膝，他們投身於商業和企業，用自己的雙手和頭腦為自己創造財富，用財富來建立自信。“自治市的自由民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自信和獨立，這種自信和獨立是歐亞大陸任何地區所沒有的。”這些城市的本質就是一個大公司。“所有的商業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業船只也就是海軍。”這些城市一出現就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立之後十二年的1380年，威尼斯打敗熱納亞，成為歐洲海上霸主。

　　從此之後，資本主義因素在封建社會的縫隙中像黴菌一樣逐漸生長，很快摧垮了日趨腐爛的舊體制，使歐洲社會迸發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而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卻進行著相反的事情。朱元璋的社會理想，頗具烏托邦精髓。他統治的原則就是全面的社會控制，把每個社會成員的一舉一動都嚴格控制在政府權力之內，以徹底杜絕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國變成了一個大村莊，取消了多元和層級發展的可能，由官僚包辦一切事情。在他的統治下，大明社會變成了一個大監獄，各級官員都是獄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懲罰立刻劈頭而來：“充軍”、“斬首”、“亂棍打死”……如果把異族建立的元朝視作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意外，那麽作為一個漢人政權，朱元璋直接繼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稱他的奮鬥目標是“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卻是恰恰相反的。

　　宋朝是一個非常富於“現代”因素的朝代。

　　大部分人認為中國的極盛出現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認為是一個衰弱的朝代。然而從經濟角度來看，唐朝與宋朝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拿國家財政收入來比較，宋朝國家財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額的三倍。

　　更具說服力的是財政收入的構成。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時期，農業稅是國家收入的主體，而宋朝時，工商稅收占財政收入的70%，農業稅只占30%。這說明宋朝的財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對農民剝削，而是由於工商業繁榮、生產力提高的結果。

　　孫基隆在《鳥瞰中國千年史》中說，宋朝鋼鐵工業高度發達，大型企業通常會雇傭數百名全職的產業工人，而政府的兩處軍工廠聘用工人數多達八千人。華北的鋼鐵業以1078年為例，達年產一百二十五萬噸的水平，而英國於1788年亦即工業革命之始才不過年產七萬六千噸。

　　宋朝采礦業發達，信州鉛山的一個銅礦就有十余萬礦工。煤已經成為首都的主要能源。“汴都數百萬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除此之外，宋代礦冶、造紙業、制瓷業、絲織、航海業也高度發達，長江兩岸，貨棧林立，廣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遠航阿拉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日本。作為經濟發達的一個標志，宋朝鑄造的銅錢超出唐朝時的十倍以上。宋神宗時年鑄幣量五百萬貫，而唐朝極盛的玄宗朝年鑄幣不過三十二萬貫。宋朝還發明了紙幣，出現了銀行和支票這類非常“現代”的金融工具。

　　網絡作者“Jiangpub”在流傳極廣的一篇文章《中國的大宋，世界的美國》中說，從某種意義上說，宋朝在世界上第一個采取了類似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王安石則是世界上第一個試圖對全國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經濟專家。

　　由於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長期堅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財政收入供養數量眾多的軍人，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轉移支付或者社會保障的性質，是政府在為國家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付出代價。西方“近代化”的標準，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文化的世俗化等等，宋代的中國都已經出現，比西方提早了至少五百年。

　　美國比較歷史學家麥克尼爾在《權力的追求》中說：

　　“本書的假設是：

　　中國在一千年前後轉向市場調節的行為顛覆了世界史的一個關鍵性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