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朱元璋之死：最後一道可怕的命令（第5/5頁）

　　我相信中國的例子啟動了人類的一個千年探索，去發現在協調大規模行為這一點上，從價格和私人或小團體（合夥或公司）對私利的看法出發，會有些什麽成果。”

　　在“現代”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基礎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實現了突破。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不殺大臣”，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學藝術作品裏，洋溢著前所未有的生活氣息和個人尊嚴意識。

　　然而，朱元璋創造的明朝卻在宋朝的坐標下實現了全面大躍退。明史學家黃仁宇說，“明朝之采取收斂退卻的態度，也可以說是在王安石新法失敗後的一種長期的反動”。明代的經濟發展遠遠不及宋代。宋真宗時代，國家財政收入16000千萬兩白銀，而據黃仁宇計算，明王朝在1570-1580年間，平均每年財政收入是3078萬兩，不過是宋朝的19%。更主要的是，農業稅占明朝政府總收入的81%，工商雜稅只占總收入的12%。這個數字告訴我們，相對宋代，明朝的經濟結構是何等落後。

　　宋代經濟奇跡的出現主要是因為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而做了皇帝之後，朱元璋敏銳地意識到了商人財富的增長可能對政權帶來的挑戰，因此在他的統治下，中國幾千年來的抑商傳統進一步發揚光大。

　　他屢屢說：“農桑為衣食之本。”只有實實在在出產了糧食和棉花的活動在他看來才是勞動。他說：“上古時代，每個男人都耕地，每個女人都織布，所以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從人們學會了經商，學會了享受，農桑之業廢……所以，要讓天下人都吃飽飯的關鍵在於禁止商業。”

　　他規定，商人外出經商，必須經官府嚴格審核，發給通行證才行。如果沒有通行證隨便外出，隨便什麽人都可以把商人拿赴官府，治以“遊食之罪”，重則殺頭，輕則發配到邊疆地區。他又明令取消了全國所有的商業經紀人和中間商，只允許最低限度的商業活動存在。商人被列為社會上最底一層，想考學、當官，都會受到種種刁難和限制。

　　宋代財政收入早就實現了貨幣化，朱元璋卻把稅收制度倒退了幾百年，恢復了低效率的實物征收制和勞役制。“衙門內的傳令、獄丁，都由各鄉村輪派，即使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類的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的向村民征收。”“全國蓋滿了此來彼往短線條的補給線，一個邊防的兵鎮，可能接收一二十個縣份的接濟；一個縣份也可以向一打以上的機構繳納財物。”“萬歷二十年，北京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他每年要向二十七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出白銀二千兩。”

　　用黃仁宇的話來說，洪武型財政的特點就是“缺乏眼光，無想象力，一味節省，以農村內的經濟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產……不顧投資為來日著想”。“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宋代地方經濟發展不平衡，部分地區經濟高度發達，江南領先於華北，東部發達於西部，由此帶動全國經濟成長。朱元璋則始終崇尚平均主義，防止局部地區經濟領先發展，強迫領先地區向落後地區看齊。

　　宋代貨幣高度發達，明時則抑制鑄幣業，有時甚至禁止金銀及銅幣交易。據估計整個明代鑄錢量不超過千萬貫，這不過相當於北宋兩年的造幣量。因為缺乏貨幣，無法交易，許多小商小販失業，“1544年竟至因‘錢法不通’人民倒斃於北京”。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國，從海外貿易中獲得了巨大財富。但明朝實行嚴格的閉關鎖國措施，非但不準國人出海，外國進行“朝貢貿易”的數量也限得極低。孫基隆說：“明代中國從蒙古世界系統中擺脫出來……不可免作出背對世界大勢的自然反應。中國從唐末已開始走向海洋，但如今這個新走向變成‘離經叛道’，並被算在‘外族’蒙古的頭上，而新出現的鎖國心態則被說成是‘華胄重光’。”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返祖到三代以前。朱元璋開創的明朝，賤視大臣的程度創了歷史之最。皇帝一不高興，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脫下褲子一頓棍打。

　　唐宋以生機勃勃的外向型競爭社會呈現於世界，而朱元璋統治下的明朝則是內向的、反競爭的、缺乏想象力的。朱元璋開創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國歷史上最穩定的朝代之一。而這三百年間，卻是歐洲歷史上最為動蕩的階段。不過正是在這些動亂中，孕育了現代西方文明。黃仁宇說，“克倫威爾在馬斯頓荒原擊敗查理一世時，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國所謂崇禎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三百年，正是中國與西方一個大幅度後退、一個大踏步前進的擦肩而過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