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水裏的東西”（第2/3頁）

如果這種猜測不錯，那麽馮夷就是第一個成神的溺鬼。這種因自己溺死而成為水神的，在後代也有，較為著名的是自南宋即開始為江南民間所信仰的威濟李侯，據南宋無名氏的《鬼董》所載，他就是死於水而成神，成了治水之神祠山張大帝的部下。另如清人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九所記的“湔江女神”：四川石泉縣劉氏女，溺水死後，“湔江中有人墮水者，往往遇神人拯之而免，其神人之狀，則少女而白衣，乃知即劉女也。嗣後靈跡甚著，邑人醵金建廟，顏曰‘湔江水神廟’，香火頗盛。”這總可以看出江河沿岸的百姓對這種神明功能的企望。

而與此相反的一種，則是“江倀”，即討替身的淹死鬼。這種倀鬼最早見於五代孫光憲的《北夢瑣言》，其逸文卷三雲：

江河邊多倀鬼，往往呼人姓名，應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誘之也。

又逸文卷四雲：

凡死於虎、溺於水之鬼，號為倀，須得一人代之。雖聞泛言，往往而有。

“江倀”這名字後來就不再被人使用，直稱為“溺鬼”，這大約是溺死者如果不尋替身就不能投生轉世，其為倀定而不移，也就沒必要專門說明了。實際上討替身的溺鬼也並不僅在江河湖泊，就是井中的溺鬼也要求代的。南宋錢世昭《錢氏私志》載有一則：

紹興間，吳山下有大井，每年多落水死者。董德之太尉率眾作大方石板，蓋井口，止能下水桶，遂無損人之患。有人夜行，聞井中叫雲：“你幾個怕壞了活人，我幾個幾時能勾（夠）托生！”

這最後一句畫龍點睛，頗可收入《笑林》或禪門語錄了。關於這種溺鬼的故事，自宋以來在筆記小說中屢屢見之，所有這些荒誕無稽的故事的最直截的教育作用，就是讓人們在經常發生溺人事故的水濱特別留心，不但不要輕易下水，最好離得遠一些。有時這些故事的效用要比在水邊插一塊警示牌大得多。

而溺鬼的討替身既有強拉硬拽，更多的則用誘騙之術；而其騙術又多為財色，正是編故事者對近水而居者的告誡，因為實際生活中的溺死更多的是人為犯罪案件，所以防溺鬼也就等於防水邊的匪人。南宋洪邁《夷堅甲志》卷四“蔣保亡母”一條說得既含蓄又透徹，正可見老輩人編故事的用心良苦：

鄉人馬叔靜之仆蔣保，嘗夜歸，逢一白衣人，偕行至水濱，邀同浴。保已解衣，將入水，忽聞有呼其姓名者，聲甚遠。稍近聽之，乃亡母也。大聲疾言曰：“同行者非好人，切不可與浴。”已而母至，即負保急涉水至岸。值一民居，乃擲於竹間。居人聞外有響，出視之，獨見保在，其母及白衣皆去矣。

而防範意識的增強，其效力就不會局限於水邊了，狹邪賭場，無不有“江倀”在焉。鬼故事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真可以補“聖教”之不足。清人袁枚《子不語》卷三“水仙殿”一條雲：廩生程某，遇黑衣人，誘其去“水仙殿”遊玩，同出湧金門，到西湖邊，見水面宮殿金碧輝煌，中有數美女艷妝歌舞。黑衣人指曰：“此水仙殿也。在此處看美女與在學堂中作八股，哪個更快活？”這故事就頗有勸阻年輕書生少去網吧和歌舞廳的寓意，其教育意義已經超出了防溺鬼的範圍。而俞樾《右台仙館筆記》所記溺鬼多幻為狹邪人家，綺帷羅幔，繡被錦衾，好色之徒欣然登床，在旁觀者眼裏看到的卻是跨上了橋的欄杆。

從溺鬼的行為來看，雖然損人利己很是可惡，但“江倀”與“虎倀”相比，就不那麽卑鄙無恥，有時也很招人同情。如明人張瀚《松窗夢語》所記兩個溺死的青年書生，為了自己能夠托生，只好化成兩個“青衣”來引誘和自己同樣年輕的書生。所以這“利己”並非是求功求名，用人血染紅頂子，只是無可奈何，正如幾十年前那“百分之五”的定額一般，總是要有人頂替的。所以在這時就更能顯現出“不求替代”的溺鬼的崇高。《聊齋志異》中的《王六郎》是大家都熟悉的故事，“天意”已經安排一個婦人要來溺死，以做王六郎的替身，但真到了那盼望很久的日子，他反而成了救溺者。（這故事緣起於明人錢希言的《獪園》卷十三之“討替鬼”，蒲翁踵事增華之後，又被好說報應的善士點金成糞，收在《感應篇旁證》中，說是嘉慶間事了。）另清人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六記了一個卑賤的仆人失足落水而死的故事，雖然不如“王六郎”生動，但其人格似更為高尚，因為他從一開始就寧可永世沉淪水底，也不肯溺人求代，所以這些溺鬼自然也會被人們當成保護一方的神明。

上天安排要被溺而死的婦人，被溺鬼王六郎送上岸。——《聊齋志異·王六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