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

虱子雖然不是什麽好東西，但“捫虱”寫到字面上卻被人視為一件雅事，那起因自然在於王景略的“捫虱而談，旁若無人”，此時用到本書做了書名的一部分，便有些讓人感到酒鬼自附於李白似的。

但細想此生，也不是完全與虱公無緣。四十多年前的一個冬天，我隨著串聯大軍北返時，身上起碼擁有江浙皖三省的虱公，如果加上從外省學生身上串聯過來的，那麽除台灣以外二十九省市自治區的虱族可能就齊聚一堂了。但當時並沒有感到有什麽騷擾，或許是濟濟於藐爾一身的諸虱們此時開始爭王爭霸，正忙於內鬥而無暇顧及活人，但更可能是那時我們“階級鬥爭的弦”繃得正緊，時刻準備被“觸及”的靈魂極為敏感，於是皮肉軀殼就高度麻木了。可是一進家門，母親便讓立刻把衣服脫下，然後煮了幾大盆開水，狠狠地把衣服燙了幾遍，此時只見浮虱千百，順流而下，二十九省市自治區的虱族就這樣“聚而殲旃”了。——記得當時就有些悵惘，而現在想起，則更多了一層遺憾：雖然與虱公有了肌膚之親，竟連那一捫之緣也錯過了！

所以“捫虱”一詞在這裏只是借了二十個世紀一位自稱“捫虱談虎客”先生的冠冕，做裝點門面語，其實完全是吹噓的。

真實的則是“談鬼”。但鬼又“談何容易”！蘇東坡謫於黃州，最喜與人談鬼，那是厭聞人事，更是怕說人事。文與可曾與東坡詩曰：“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郭功父贈詩更好：“莫向江邊弄明月，夜深無數采珠人。”詩不能吟，月不能賞，形勢如此，不說鬼還幹什麽！但那時竟無說鬼之禁，沒有搞出一個“烏台鬼案”，也是舒亶之流失於疏忽吧。這“疏忽”拖了近千年，終於到了二十世紀補上了課。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的禁鬼戲，是簡單的破除迷信，並沒有更深刻的用心，往好處想，是頗有“愛民如子”的美意的。我記得小時候看奚嘯伯的《九更天》，嚇得我一夜沒有睡好，只要一閉眼，就見無頭鬼跑來告狀。所以禁了這些戲，也是考慮到老百姓智如孩提，不要嚇出個好歹甚至中了邪吧。但後來好像也顧不得這些了，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後，舞台上出現了《聊齋》裏的《畫皮》，多少劇種一齊上陣，各劇場中幾乎全是這出戲（剩下的就是不那麽叫座兒的《百醜圖》了）。看了之後，夜裏再閉眼就是青面獠牙的妖怪撲上來，比無頭的鬼魂更可怕。但那是用披著美女人皮的惡鬼來影射“右派分子”，大約老百姓被嚇上幾嚇就更能體會“右派分子”生吃人心的兇殘吧。

但用鬼來“說事兒”從此就成了那時的“《春秋》筆法”，於是而用心深刻了：既然我用鬼來罵人，那麽別人倘若談鬼，怎麽知道不是在變著法兒罵我呢？到了一九五九年，為了反擊國內外反動派，一部《不怕鬼的故事》便奉旨而編了出來。但同時卻“不慎”給一些“離心離德”的知識分子開了天窗，於是《李慧娘》《謝瑤環》之類的大毒草也趁機冒出來了，因為李慧娘大罵賈似道，正如海瑞的罵皇帝，而這位半閑堂中的賈平章據說就是影射著什麽。更不能容忍的是，“有鬼無害”的歪腔邪調也唱起來了，這不是公然提倡用鬼來“反黨”嗎？原來鬼是只能奉旨而談的。於是“旗手”初露崢嶸，一篇署名“梁璧輝”的文章發表在上海的《文匯報》上，“鬼禁”便正式地開始，時在一九六三年。有人認為這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發軔之作，批《海瑞罷官》的先聲。如此說來，“鬼”在政治鬥爭史中能占據這麽重要的位置，怕也是史無前例的吧。

及至那“起於青萍之末”的大王之風“盛怒於土囊之口”的時候，鬼的禁令自然更形於嚴厲了。但好像那禁令並不大有效，因為即使是至高的革命權威，實際上對草民的基本物質和精神需求也起不了消滅或扭轉的作用。一九六八年以後我在農村，白天搞大批判，夜間說鬼故事，兩不相幹，也是大革命中的鄉村一景。但老百姓絕對沒有用鬼魂反“文革”的意思，（他們並不是怕什麽，而是一種下意識的輕蔑，一種新“精神”下來，說起來就是“又扯××蛋了”。）以我的淺薄之見，只是因為他們有這種“精神需求”。自然也不是不說鬼就活不下去，更不是說了鬼就可以填飽肚皮，只是學了一天大寨，與天與地鬥過，再搞一陣大批判，與人也算鬥了，但並沒有得到預期的“其樂無窮”的感覺，於是就到鬼這裏找感覺，不僅有趣、刺激，而且比現實還多些人味兒，讓人總算有些短暫的快樂。可是也不知不覺地把中國的幽冥文化傳承下來，其中也難免有讓“四人幫”一流不愉快甚至恐懼的成分，比如冤魂的復仇之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