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史 學（第4/9頁）
名，人之所欲也。列名於青史，尤修名之士之所願也。張巡之死也，李翰傳其功狀，表上之，曰：“儻得列於史官，死且不朽。”《新書·文苑傳》。權臯、甄濟，皆嘗為安祿山所羅致。察其將反，臯因使京師，詐病死逸去，濟亦詐病歸。及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濟不為屈。濟子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與臯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又為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新書·卓行傳》。彼皆有過人之行，列諸史籍則宜，不得訾為好名也。然能修名者實寡，而思徼名者遂多。李泌子繁，以無行下獄，知且死，從吏求廢紙著家傳。泌本素隱行怪之士，繁蓋夙受其教，故至死而猶不忘欺世，可謂少成若天性矣。朱敬則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韋安石嘗閱其史稿，嘆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相所以畏懼者也。”《新書·敬則傳》。可謂情見乎辭矣。於是權力在手，則禁撰私史。《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三年五月，“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王劭傳》：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內史詩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為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蓋以其性本怪妄，又工諧媚，故好之。劭後著《隋書》，為世所譏，見下。即由於此。鄭虔，天寶初為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余篇。有窺其稿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然猶坐謫十年，則唐世禁亦甚嚴也。其修成而不愜己意者則改之。順宗、憲宗兩《實錄》是也。《順宗實錄》，為韓愈所撰。《舊書·愈傳》雲：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舍，頗為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婿李漢、蔣系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撰《順宗實錄》三卷。文宗之敕修改，事見《路隨傳》。雲：初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當。累朝有詔改修。及隨奏《憲宗實錄》後，文宗復令改永貞時事。隨奏：伏望條示舊記最錯誤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繆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案韓愈工於文辭，何至修《順宗實錄》而獨拙？且即謂所修不善，亦不過取舍、繁簡之不當耳，非謂所言之不實也。然則《愈傳》所言，匪為實錄，特內官惡而欲改之耳。文宗指令刊去者，不知是否宦官之意，要之啟人君以詔令改國史之端，其弊又奚啻觀史矣。韓愈所修《順宗實錄》，今存愈文集中。《新書·劉子玄等傳贊》言其“竄定無完篇”，則久非元作矣。至武宗，乃更變本加厲，施之《憲宗實錄》。其事在會昌元年四月，見《舊書·本紀》。《紀》雲：由李德裕先請不遷憲宗廟，為議者沮之；復恐或書其不善之事，故請改撰。《新書·李漢傳》在宗室傳中。亦雲：文宗立，召為史館修撰。論次《憲宗實錄》，書宰相李吉甫事不假借，子德裕惡之。《舊紀》載是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修實錄體
例雲：“舊錄有載禁中之言。伏以君上與宰臣公卿言事，皆須眾所聞見，方可書於史冊。且禁中之語，在外何知？或得之傳聞，多涉於浮妄，便形史筆，實累鴻猷。今後實錄中如有此色，並請刊削。又宰臣與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啟事，自有著明；並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為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從之。《紀》雲：李德裕奏改修《憲宗實錄》，所載吉甫不善之跡，鄭亞希旨削之。亞時為史館修撰，會昌三年十月，與監修國史李紳同進重修實錄。德裕更此條奏，以掩其跡。縉紳謗議，武宗頗知之。此事之緣起及是非，姑措勿論。要之如中書、門下所奏，則史官除纂輯詔令奏議而外，無可為者矣。此實自古已來，史官得自由筆削之一大變局也。《憲宗實錄》，三年十月重修成，進之。見《舊紀》。宣宗大中二年十一月，敕路隨等所修《憲宗實錄》，卻仰施行。《憲宗實錄》，穆宗命韋處厚、路隨同修。未成而處厚卒，隨成之。見《舊書·處厚、隨傳》。當時同修者，尚有宇文籍、韋表微、沈傳師，籍又與韓愈同修《順宗實錄》，見《舊書·籍傳》。其會昌新修者，仰並進納。如有抄錄得，敕到並納史館，不得輒留。委州府嚴加搜捕。至三年（849年）貶德裕崖州司戶之詔，猶以其擅改《實錄》為言焉。皆見《舊紀》。《新書·周墀傳》：墀為相，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他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案《舊書·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月，內出《元和辯謗略》三卷付史館，則自永貞已來，禁中事議論之紛紜，已非一日。此等事豈前世所無有？然自大和已前，卒不聞有顯改國史之事者，史職尊嚴，由來已久，雖有悍者，莫敢決然為之也。然履霜堅冰，事之漸不可禁者，即成為勢所必至。太宗觀實錄而命改書六月四日事，其大和、會昌之漸邪？《新書·郝處俊傳》：轉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斂轡卻，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敘此為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非一。臣弟處傑，被擇供奉。時有三衛，誤拂禦衣，懼甚。先帝曰：左右無禦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欲刪整偽辭。會仁實死而止。許敬宗固多曲筆，見下。然高宗與處俊，但憑聞見，而欲改史，可乎？此何異於大和之所為哉？《舊書·徐堅傳》：則天令堅刪改唐史，會遜位而止。此事若成，唐史之面目，將全非今日矣。此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