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商 業（第4/5頁）
北狄與中國貿易，所持者羊馬耳。西胡則文明程度較高。其自陸路來者，多與北狄相雜，突厥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直八百萬，見第十八章第一節。此非突厥所有，乃西胡所有。回紇既亡，時時以玉、馬與邊州相市。馬，回紇物，玉亦西域物也。宋慶禮之復營州也，招輯商胡，為立店肆。而安祿山與史思明皆能六蕃語，同為互市郎。祿山之得志也，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會，祿山踞重床，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諸賈。其為之用者，亦胡人也。隋齊王暕使庫狄仲锜、陳智偉詣隴西，炙諸胡，責其名馬，可見胡人之來者本眾，初不待裴矩之招。《隋書·高昌傳》雲：“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余裏，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罔兩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舊書·侯君集傳》雲：高昌王曲文泰遏絕西域商賈。太宗征文泰入朝，稱疾不至。詔君集討之。文泰聞王師將起，謂其國人曰：“唐國去此七千裏，涉磧闊二千裏，地無水草。冬風凍寒，夏風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軍乎？”其往來之艱如此。然《魏征傳》雲：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鹹欲因文泰遣使貢獻。太宗令文泰使人往迎之。征諫曰：“中國始平，創痍未復，微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況加此輩。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若為賓客，中國即受其弊矣。”可見此時商人仍有往來。玄奘之遊西域，實與商人俱行，《舊書·方技傳》。其征也。唐世西胡留居中國者甚多。若回紇所從之九姓胡，見第七章第一節。若僖宗所欲籍之蕃旅皆是。見第十章第一節。並有久居中國，成為中國商人者。《五代史補》雲：周世宗在民間，嘗與鄴中大商頡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販賣茶貨。至江陵，見有蔔者王處士，其數如神。世宗因頡跌氏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蓍躍出，卓然而立。蔔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余世矣。常記曾祖已來遺言：凡蔔筮而蓍自躍而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為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陽為詰責，而私心甚喜，於逆旅中夜置酒，與頡跌氏半酣。戲曰：“王處士以我當為天子，若一旦到此，足下要何官？請言之。”頡跌氏曰：“某三十年作估來，未有不由京洛者。每見稅官，坐而獲利，一日所入，可以敵商賈數月，私心羨之。若大官為天子，某願得京洛稅院足矣。”世宗笑曰：“何望之卑邪？”及承郭氏之後踐阼，頡跌猶在。召見，如初言以與之。此說誕謾不足信，然時有頡跌氏其人則真。頡跌蓋跌跌異譯，鐵勒十五部之一也。居於鄴，遷於江陵，三十年與京洛稅官為緣，其為中國商人，復何疑乎？北夷以馬易中國繒帛，可謂兩得其利；西胡徒以寶貨來，則以無用易有用而去矣。然時法禁私市，於財政亦小有裨。見第十五章第三節。宋代香藥、寶貨，為三說所資，南渡後兼以稱提關會，自此昉也。
南方海道，來者尤多，以其交通便易也。唐代中國所以管理之者曰市舶使。新、舊《志》及《六典》皆不載。《舊書·玄宗紀》：開元二年十二月，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為安南使 使，與波期僧廣造奇巧，將以進內，監選使殿中侍禦史柳澤上書諫，上嘉納之。又《代宗紀》：廣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使張體，大掠廣州。正史中可考見者，惟此二事而已。慶立事亦見《新書·柳澤傳》。太一事見兩《書·韋倫傳》。《文獻通考》所載，亦僅此二事。使使，《柳澤傳》作市舶使。呂太一事，《通鑒》系是年十一月，張體作張休。波期，當系波斯之誤。兩《書·盧奐傳》，皆附父《懷慎傳》後。皆謂其官南海有清節，中使之市舶者亦不敢幹其法，似市舶皆由中使司之。然《舊書·盧鈞傳》言：鈞以開成元年（836年）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畢湊，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為南海者，靡不捆載而還。鈞遣監軍領市舶使，而己一不幹與；則其使務本由刺史兼之，委任宦官，或轉系偶然之事耳。官南海者，貪墨者多。《舊書·盧奐傳》：天寶機，為晉陵太守。時南海郡利兼水陸，瑰寶山積。劉巨麟、彭果相替為太守、五府節度，皆坐臧巨萬而死。乃特授奐為南海太守。遐方之地，貪吏斂跡，人用安之。以為自開元已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清白者有四：謂宋璟、裴伷先、李朝隱及奐。又《李勉傳》：大歷四年（769年），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才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故末年至者四十余。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為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新書·盧奐傳》無裴伷先之名，曰：“時謂自開元後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案伷先，兩《書》皆附其從父炎傳。《舊書》無事跡，《新書》謂其流北延時無復名檢，專居賄，五年至數千萬，娶降胡女為妻，妻有黃金駿馬牛羊，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庭屬京師多其客。诇候朝廷事，聞知什常七八。蓋以為跅馳非廉隅之士，故於《奐傳》削其名？然伷先是時之志，蓋欲有所為？不得繩以小節。且人固有瑕瑜不相掩，亦有後先易轍者。伷先縱早歲跅馳，亦不害其晚節之能廉。更謂為不廉，而時人以與璟、朝隱、奐並稱，自系當時輿論。著其事而斥其不足信可也，徑刪其名，而謂輿論所稱者，只有三人，則謬矣。又《李勉傳》謂其在廣，末年蕃舶至者四十余。勉既在官累年，則自非其至廣明年之事。《新書》乃謂明年至者四千余柁。殿本《考證》：沈德潛雲：“夷舶至者四十余，未見不暴征之效，《新書》為允。”何以十倍之數，不足見寬政之效，而必有待於千倍？且當時夷舶至者，豈能至四千余柁乎？此千字恐正是十字之誤，不足為子京咎，然以勉居官之末年為明年，則必子京之疏矣。盧奐等四人外，史稱其清廉者，尚有王方慶、孔戣、馬總、蕭仿、李尚隱、馮立、劉崇龜、韋正貫。言其貪墨者，則有遂安公壽、路元叡、路嗣恭、王鍔、王茂之、鄭權、李象古、徐浩、郎余慶、韓鈞、胡證、李琢。然孔戣及劉崇龜，自雖清廉，仍未能禁其家人之不貪取也。遂安公壽，見《舊書·盧祖尚傳》。路元叡，兩《書》皆見《王方慶傳》。李琢見《舊書·懿宗紀》。余各見本傳。遂或至於激變。《舊書·波斯傳》：乾元元年（758年），波斯與大食同寇廣州。《新書》雲襲。劫倉庫，焚廬舍，《新書》作焚倉庫廬舍。浮海而去。彼為通商來，何事如此？疑必有激之使然者矣。《新書·韋臯傳》：弟子正貫，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讎以下直。正貫既至，無所取，吏咨其清。《盧鈞傳》：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舶始至，異時帥府爭先往，賤讎其珍，鈞一不取，時稱絜廉。先官買而後聽其與民交易，官買與私買異直，此蓋相沿榷法？官吏遂借以自潤。雖傷廉，究尚與私取有異也。《戣傳》：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戣以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為限，悉推與。戶絕者貲產入官，中國法亦如是，初非岐視蕃商，然海道歲一往復，則不應三月即沒入，蓋故立苛例以規利？《傳》又